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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刻艺术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汉唐盛世，造型艺术因反映时代精神而大放异彩。

　　汉代石刻的雄劲、简练，唐代石刻的精美、圆润，都表现了中华民族进取、向上的气派和精神，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西安碑林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匾额七字是由陈毅元帅亲笔所题。室内陈列着汉唐艺术精品七十余件，分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部分。陵墓石刻中的精品有东汉双兽，其造型综合了狮、虎的特点，形象威武、活跃，动作矫健敏捷，以其造型完美、手法熟练、雕刻精致而成为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陕北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内容除少数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外，大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侧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唐高祖李渊的唐弟，李寿的墓志为罕见的兽首龟形，国内仅有两件，弥足珍贵。其石椁为一歇山顶式石屋，外部以减底平雕手法刻有四神、文臣武将、仙人骑凤等画面，椁内壁阴线刻乐人、舞伎、男女侍从、天象图等，都是唐代墓室石刻中杰出的作品。唐昭陵六骏浮雕以唐太宗李世民征战疆场所乘过的六匹有功战马为蓝本雕刻而成，作品比例合度，线条明快，高度写实，是唐代石刻艺术中的杰作。可惜其中飒露紫、拳毛蜗两骏早年流失海外，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唐高祖李渊献陵的石犀重达十吨，全身用几条粗壮的线条勾勒出犀的特点，整体比例准确，形象生动逼真。汉唐史书都记载有外国曾向中国赠送活犀的史实，它是古代中外友好往来的纪念物。此外，李小孩石棺、蹲狮、石虎、石羊、卧牛、走狮等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隋唐陵墓石刻写实传神的特点。石刻室陈列的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形式多样，既有传世的精品，也有建国后历年发掘品。有浮雕，也有圆雕，主要反映了古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水平。北魏皇兴造像的弥勒，着通肩式袈裟，丰满圆润，肌肉匀称，衣褶以条棱表现，具有较多的域外艺术风格，其艺术水准在当时也是领时代之先的。隋唐时代的造像艺术则把从北周开始的写实风格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追求立体造型的同时，把传统的线和装饰性的艺术手法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使中国成熟的民族化佛造像艺术达到鼎盛。陈列的观音菩萨像，金刚造像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作品。而老君像则是陈列的唯一一件有关道教题材的造像。这件汉白玉老君像，通高1.93米，原属临潼骊山唐代华清宫朝元阁老君殿之物。老君身着道服，腰束帛带，结跏跌坐于三层番莲纹的须弥座上，人像与台座浑然一体，有安谧华贵之感。雕刻手法极为精工洗炼，堪称盛唐时期大型人体石刻的艺术珍品，同时对探讨道教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正是因为西安碑林博物馆拥有如此浩瀚的藏品，卓越的书法和艺术价值，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被誉为“东方文化的宝库”、“书法艺术的渊菽”、“汉唐石刻精品的殿堂”、“世界最古的石刻书库”，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点，全国18个特殊旅游景观之一。近年来又被列入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作为西安最有价值的文物古迹之一，这里每年都吸引着60多万海内外游客。今天西安碑林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改革开放的见天，西安碑林博物馆正以其崭新的面貌谱写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甲骨文石刻是甲骨文书法与石刻相结合的独立而系统的艺术。它的外表是属技术科学，概括文字技术，示美的感觉与机能。它的内心属书法哲学，概括思想理论，性质灵魂，示美的真与善的关系。它既能反映主体人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又充分体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

　　书法哲学是甲骨文石刻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它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石刻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它脱离不了自然、社会、思维的基本规律。没有哲学，石刻形成不了自己完整的体系。它贯穿在整个石刻实践中，并自始至终影响和制约着石刻的创作，包括创作思想、方法和审美观等。所以，成功的艺术家，其思想必定深入到哲学中去，由此明了世界的本源、艺术的本源星空体育、书法石刻的本源。理解了中国哲学，可以对石刻艺术从更深层的规律上把握。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掌握，将使石刻艺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宏观的层次上。

　　甲骨文石刻是主体精神的物质再现，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因而，石刻也就决定着它必须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从这个意义出发，石刻艺术研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坚持辩证唯物论。艺术创新，必须将主体意识和社会需要、历史选择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把握整个历史、当代书法艺术本质，美学特征及发展方向，抓得准自己所攻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二、坚持科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为实践服务。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甲骨文书法作为一门应用学，也必须直接为创作实践服务，并接受时代和人民的检验。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石刻艺术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种，属于精神产品。它既是主体人抒情达意的工具，也是广大人民寄托感情的形式，艺术家的心应与时代息息相通，与人民的需要联系起来，力求将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和祖国。

　　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要借助几种科学的方法，才能获得良好的成果。因此，方法问题是各英科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星空体育。

　　甲骨文石刻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思维的方法、认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从我们国家来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是由研究的任务和内容所决定，而且为研究的任务服务的。石刻艺术研究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字与技术；二是主体素质和修养。一、调查法。这是进行石刻艺术研究的一种方法。通过广泛搜集有关文字的各种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二、试验法。这主要用于探索的一种方法。试验最好有个对照组，便于对比分析，同时要及时总结经验。三、交流法。文化交流，成果展示，学术研讨。

　　石刻的知识来源有三：一是亲知。由主体感官和亲身经历所得的经验而获得的知识。二是闻知。从旁人口头号或书面传授得到的知识，相当于间接经验。三是说知。在亲知和闻知的基础上，通过主体推理活动而获得的知识。然而，知识必须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系统。按其有序程度可分为经验知识、理论知识和方法论知识。知识按其功能又可分为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这一切构成了知识系统的结构。石刻艺术的创作，是以理论为指导，并建立在正确方法论基础上，以实践为中心，由宏观理论引导，微观理论推动，直向创造这一最高目标推进。

　　石刻艺术的字内功主要有三：首先要表现出其在用笔、结体、章法以及在表现形式上取得新的突破，使作品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其次，要表现出其独特的整体风貌以及所造成的独特境界，要在审美意象中给人新的感受，使传统文化艺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三，要开辟甲骨文石刻艺术的境界，就必须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

　　石刻艺术的字外功主要有三：一是学识。学是应知，识是应会。所以，学识是艺术创新的源泉。二是意识。书法属人类的精神产品，意识当为书刻的本质。三是艺术素质和道德修养。德才兼备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也是衡量艺术家品格的要素。因此，学习和创造是每个书家必经的两个过程。学习传统是“自我”的塑造过程，学得愈多、愈广，汲取的营养愈丰富，则积累愈深厚，“自我”就愈丰满、充实；革新创造则是“自我”的表现过程，艺术修养愈高，造诣愈深，表现出来的“自我”就愈有份量，愈有感染力。

　　直觉整体思维，是自然人本能思维的主要特征。这是全息的把握宇宙本体的思维，既是方法论，又是宇宙观。

　　意念思维，即主体情态，集群旨趣，物我交融形象、反逻辑一体思维，是石刻艺术的思维本质。甲骨之字，眼中之字，心中之字，意中之字，手中之字，凿刻之字，创造完成之字，是完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创造的艺术之字，为意会之字，它经过六个时态，才能完成。眼中之字可以不是甲骨之字，它因人而异，因情而异，只是特定情态气质人的眼中之字，观贴者取意（神采、气韵、美感等），忘形（具体的笔画及形体结构等）。心中之字可以不是眼中所见之字。心中之字是甲骨原字通过感官作用于脑系的感觉之字，永不可能是自然甲骨文之字的纯“客观”的“反映”。意中之字可以不是心中之字。意中之字是进行意念思维所形成的初级整体意象之字。手中之字不必是意中之字，虽意在笔先，心中有字，但毕竟是较为混沌的，付诸实践，或有损益调整。创造中之字可以不是手中之字，只有创造完成的，才是艺术之字。应当是成熟的艺术所走的创造过程。

　　艺术创新，必须了解中国书刻艺术的高层次的意念思维本质。常理思维，我们称为逻辑思维。但中国书刻家的高层次艺术思维是反向思维，也是物、我、美，反逻辑的一体思维。只有反思维，才能出奇制胜，有所创造，有所发明，也才能在书刻艺术的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朴实敦厚、心胸宽广，这些品格正是民族精神之所在。甲文石刻风貌，正是较为完美地体现了这些特征。石刻艺术内在的、本质的精神的美，正是质朴、敦厚品质的体现，石刻中的雄健，正蕴含了坚毅的意志和力量。所以 ，石刻艺术有着极为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也正是由于甲文艺术创新反映了当代的民族精神风貌，故为社会各界所重视。

　　中国艺术历来强调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要求审美意识具有的社会价值。因此，凡是反映健康向上，崇高正大的艺术创造，必然会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得到社会和历史的承认。甲骨文创新，气韵生动，厚实壮观，表现出古朴端庄的气质，体现了一种古拙平实的健康书风，符合我国人民的审美要求，所以，自石刻面世以来，深受世人喜爱。

　　甲骨文石刻艺术是在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它深植于理，更深植于“心”，它是主体心灵的物质再现，是从更高层次上体现了宇宙星空体育、社会、人类，直至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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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园林诸多艺术元素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这就是文字。用文字来营造园林景观，专业上称之为“题景”。这些文字在园林中的存在的方式，或为石刻，或为园名、或为楹联、或为匾额，其中充满了艺术的趣味和韵味，细细品来，其乐无穷。

　　唐摩崖在玉皇顶盘路东侧，大观峰削崖为碑布满了历代题勒，其中最著名的是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725年）登封泰山时御制御书的《纪泰山铭》，摩崖高12.3米，宽5.3米。碑文24行，每行51字，现存1008字（包括题“纪泰山铭”和“御撰御书”等字）。除“御撰御书”4字和末行年、月、日为正书外，其他均为隶书，字大25厘米，额高3.95米。隶书“纪泰山铭”2行4字，字大45×56厘米。唐摩崖纪泰山铭刻石，形制端正，气势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