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官方网站中国的雕刻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它的丰富多彩，如石雕、木雕、砖雕、泥塑等不同材质表现出来的雕刻艺术，在我国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实用性和装饰性，并在不同的领域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雕刻艺术按用途划分有建筑雕刻、宗教雕刻以及观赏、陈设性雕刻等；按工艺划分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和圆雕等。作为雕刻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石雕艺术，在我国民间石雕工艺渊源久远，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

　　石雕是以青石、沙石、花岗石、大理石等为材料的雕刻艺术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出现有石雕作品，如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像，还有出土的商代大理石石虎、石鸟。迄今为止河北石家庄出土的一对西汉裸体石人是我国最早的大型石雕。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由于佛教艺术的盛行，而使宗教石雕得到较快的发展，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莫高窟的石雕造像代表了这个时期石雕艺术的巅峰水平。东汉武氏祠前有一对石狮子，是我国陵墓石狮最古老的作品，形态逼真，鬣毛清晰可见。著名的西汉霍去病陵墓石雕群是汉代石雕的代表作。这些石雕不追求自然形体的逼真摹写，而是重视结构形式的韵律，力图通过动物的跃动瞬间以及内在结构来表现动物旺盛的生命力，达到形神兼备、静中欲动的艺术效果。霍去病墓石雕以高度概括的雕刻手法而不同凡响，其独特、雄浑、沉厚、简洁的艺术风格，反映了汉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相对集中于历代石窟造像与陵墓石雕作品中。保存至今的六朝、唐、宋时期的石窟造像与陵墓石雕为数众多，为我们探求石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宋、元以后，石雕艺术向世俗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民间石雕、工艺石雕、建筑石雕逐渐成为石雕艺术的主流。明清时期石雕艺术除广泛用于建筑石雕以外，小型佛像、陈设小品、印纽等观赏性作品极为流行，石雕题材形式多样，技艺精湛，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

　　1．吉祥图案。“吉祥”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先秦战国时期的《庄子》一书。书中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语，自古就是福寿喜庆的祝吉之词，也是国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依照世俗的观念，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加官晋爵、子孙满堂、富贵永年。因此，吉祥的内容是多福、添子、增寿。还有如“吉庆有余”“龙凤呈祥”“天官赐福”“麒麟献瑞”“松鹤延年”“麟凤吉祥”“一路连科”“狮子绣球”“封侯挂印”“太师少师”“天马行空”“福”“寿”等，都是人们祈盼吉祥的重要内容。

　　2．戏曲人物、古代英雄、神话传说以及日常生活，如“渔樵耕读”“杨家将”等。

　　3．避邪纳福的吉祥物与祥瑞的动物。如狮子、麒麟、凤凰、大象、鹿、仙鹤、蝙蝠及十二生肖等。

　　近代民间石雕广泛运用于建筑的诸多部位上，如民间建筑的梁枋、廊心墙、台基、栏杆、门狮、柱础、门枕石以及桥梁、石牌坊、石碑、镇庄兽、拴马桩以及陵墓雕刻等。其中典型的民间石雕，如石牌坊、石狮子、拴马桩、门枕石、石桥、柱础等，都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特色。

　　民间工艺是民间艺术中的一枝奇葩，而民间石雕运用在建筑装饰中，尤其是用于明清时期的建筑石雕装饰，因其有逐渐消失的趋势而更显弥足珍贵。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一的石牌坊。牌楼即牌坊，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建筑形式。牌坊直接渊源于汉唐时期的里坊门、其形制与古老的衡门、乌头门和棂星门有关。明朝中期，坊门的结构渐趋繁杂，形制也越来越高大，逐步演变成牌坊。牌坊以“一间两柱”为基本形式，即竖立的两柱间横接一至两根额枋，上下两根额枋之间镶牌或透雕的花板；柱要深埋，还要箍“夹杆石”以求稳定。大型的牌坊可横向展开成“三间四柱”“五间六柱”等。牌坊的形制相当自由，甚至可以使用一般民间建筑禁忌的斗拱，屋顶由斗拱承托形成楼檐。牌坊的斗拱、额枋、夹杆石和屋顶都是重点装饰的部位。如：位于广西钟山县玉坡村的“荣恩石牌坊”古建筑，是广西有名的最具地方特色的古建筑之一。该牌坊位于该村廖氏宗祠前，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该村进士廖世德为纪念其祖所建。牌坊占地10.30平方米，四柱、三间、五楼、庑殿顶，宽6.18米，进深1.66米，通高7.32米，通体青石建造，牌坊满布圆雕、高浮雕和低浮雕。用料宏大厚实，石柱立在石基座上，柱前后均设抱鼓石，起护杆作用，其中，中柱正面抱鼓石上镂雕石狮，明间正楼庑殿正脊两端饰有反尾上翘鱼鸱吻，正中为保护陆顶，四斗拱间为透雕花窗，横枋下正中石匾竖刻楷书“恩荣”二字。花抬枋及枋间的石板为高浮雕和透雕镂空的“双龙戏珠”“双狮戏球”“麟吐玉书”“丹凤朝阳”“八仙贺寿”“鱼跃龙门”等十多组玲珑剔透、寓意深刻的题材。在表现手法上不同的建筑部位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起护栏作用的抱鼓石的两侧用的是线刻的表现手法，起到了整体而不破环原有牌坊的柱式结构。而花抬枋及枋间的石板则应用了高浮雕且近似于圆雕的表现方法，突出了牌坊最主要而显著的位置的“双龙戏珠”和“双狮戏球”。而四斗拱间采用了低浮雕的表现手法，以丰富牌坊的内容，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主题的作用。整个牌坊从正面到背面的雕工精致细腻，刀法娴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2000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二的石狮子。传说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从此狮子被逐渐神话，人们认为它能避邪护法，而成为佛法威力的象征。狮子又被称为“百兽之王”，人们认为它可镇百兽。由于东汉开始，历代帝王陵墓石兽中均沿用石狮子护陵，用以避邪镇墓。狮子还常成为菩萨的坐骑和寺庙的建筑装饰。古代官制三公、三孤之首名太师、少师，官位显赫。大狮、小狮谐音太师、少师。“太狮少狮”图案比喻为高官厚禄、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多见于民间建筑门饰雕刻。狮子的形象被融入中国文化中，成为最具民族特色和民间色彩的典型艺术形象，深受百姓的喜爱。传说雄狮与雌狮在一起嬉戏，狮子的毛会缠在一起滚为球，球内会生出小狮子。“狮子滚绣球”“太狮少狮”图案寓意祛灾祈福、子孙繁盛、财源滚滚。广泛用于石牌坊、桥梁、望柱、建筑小品、门枕石、拴马桩等雕刻上。如：石龙桥位于广西钟山县石龙镇镇府门前，横跨于石龙河南北两岸，始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建于光绪年间，全长40米，宽5.2米，高12米，正拱跨度14米，副拱跨度7米，整座桥全用青石拱建而成，未用丁点灰浆联结，充分显示出我国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和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石龙桥桥堍两端各置石狮子一对，两石狮怒目圆瞪，虎虎生威，桥面两侧石栏、望柱、华盖内侧饰满浮雕图案，望柱外侧分别阴刻着“龙蟠东水”“石锁珠江”八个雄健的横幅大字，两石栏上分别雕刻有“双龙戏珠”“双凤朝阳”“八仙贺寿”“沣矶访贤”“三顾茅庐”“巧借东风”“西湖借伞”“十八相送”等神话传说和戏文掌故。这些图案在技法上都应用了浅浮雕和线刻的表现手法，刻工细腻、形象生动，使大桥溢彩流金、熠熠生辉，不但体现出清代浮雕艺术的精湛，也体现了清代戏曲艺术的兴盛，说明清代文化艺术之繁荣。石龙桥是一座融建筑、雕刻、造型、戏曲艺术于一体的古石桥，在建筑及雕刻上都有较高的造诣，为广西古石桥中所罕见。2000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三的拴马桩。明末至近代农村的石雕工艺品。在农村宅院用来拴马、牛等牲口的一种石雕桩。流行于陕西渭南地区，陇东、山西、广西一些地区也有类似作品。拴马桩的材料多为青灰石、黑青石。石桩分为桩头、桩颈、桩根三部分，其重点在桩头圆雕。雕刻题材丰富，有人物、动物、神话故事人物等，其中以石猴、人与动物等造型居多。多应用圆雕、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对石桩各部位进行装饰。圆雕造型浑厚、稚拙、粗犷，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趣。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四的门枕石。也叫抱鼓石或门墩，是一种石材做成的极具结构功能和艺术欣赏价值的建筑构件，位于大门的门轴下。主要功能为承托大门起转动门轴的作用。门枕石突出门外的部分称为门鼓石、门墩，是装饰的重点。做成圆形的称为圆门鼓，做成方形的称为方门鼓。门墩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三个方面。门墩上的“狮子绣球”“五福捧寿”“九世（狮）同居”“白猿偷桃”“三羊开泰”“刘海戏金蟾”“麟吐玉书”“岁寒三友”“暗八仙”等图案，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由于封建礼教及权势的规矩制度，使得应用在建筑上的装饰图案纹样也有官位等级的差别。官位等级高的门墩图案丰富且雕工精致，官位等级低的门墩图案极少甚至没有，就一简单的方柱或圆柱门墩。门墩上的图形大多采用低浮雕或线刻，极少用透雕。浮雕栩栩如生，给人很强的视觉效果；透雕更是剔透玲珑，令人叫绝。我国各地民居的门枕石类型繁多，风格迥异。如：唐介祠位于广西省全州县凤凰乡翠西石冲村内，唐介，现广西兴安县高尚乡江东村人，宋仁宗时为御史里行。在宋一代，其后人有八九人中进士，人丁繁衍，由于家族兴旺人多，其中一支迁至全州。为纪念先人，而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兴建了这座唐介祠，该祠砖瓦木结构，有天井厢房，分上下两座。大门两侧分别立两个抱鼓石，鼓石上蹲踞着两个小狮，整个抱鼓石包括鼓、鼓石，小狮子应用了高浮雕与低浮雕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雕刻精致，不失为一件极好的石雕艺术品。该祠保护得相当完好。

　　构图主要是对几种关系的处理。第一是主与宾的关系。景物本身是没有主次之分的，需要创作者依据自己的情感表达需要，分清主宾关系，必要的时候还要对主体加以强化，以形成对比。第二是疏与密的关系。石雕构图如果疏密关系处理不好，容易显得单调和呆板，应当通过对疏密关系的处理，使构图呈现节奏感和灵动感。第三是轻与重的关系。在石雕的构图中，四平八稳的并不一定就好，但是轻重失调也是一个弊病，有的作品头重脚轻，有的往一边倒，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在石雕的构图中要追求一种不平衡中的平衡，先通过确立主体来确立一种不平衡，主体确立之后，就要在大面积的虚实之中，选择合适的位置安排适量和相关的景物予以呼应，以求得视觉上的平衡效果。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中，“马踏匈奴”雕像中突出表现了整个石雕群的主题，具有主体地位。雕像采用象征的表现手法，用一匹傲然屹立、英姿焕发的战马来突出体现这位年轻的常胜将军。整个作品深沉浑厚、雄奇博大、主题鲜明、寓意深刻，不仅展现了霍去病将军一生的显赫战功，同时也是古代草原战场的缩影。整个雕塑形象传神，刀法洗练朴实，石雕外轮廓苍劲有力，尤其在逆光条件下更有说不出的蜿蜒曲折之美。作品概括能力之强、艺术表现力之丰富堪称我国石雕艺术中的典范。在色彩上我们要依色取俏。如，青田石雕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就是依色取俏。艺人根据石料不同的天然色彩进行构思创作，如在人物类中，白的可雕脸谱，黑的可雕成衣裳，反之亦可。俏色的巧妙运用，使青田石雕融自然美和工艺美于一体，形象逼真、绚丽多彩。艺人在石料质地和色彩最突出、最理想的部分，安排作品的主体部位。比如，人物石雕脸面的石质总要是最纯净无瑕的，这使作品的物象与石料天然妙合，成为作品的最精彩部分。

　　雕刻就是通过刀等器具运用各种雕刻手段把无形的石材变成自己所构思创造的形体。石雕的技法有圆雕、镂空、浮雕、凿法、刀法、洞法、刺法等各种传统技法，繁简有致、层次分明。雕刻者创作时要心、眼、手一致，进入所谓随心所欲的境地。这是创作者从一块无形的石料中结合石色、创意慢慢思考出理想造型的一个漫长过程；是体现雕工、刀法技艺水平的过程；是体现个性思维的过程；是把无生命的石头变成有生命力的作品的过程。

　　艺术界中有一句名言，叫做“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是一个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民族性孕育在世界性之中，同时世界性也因为民族性的存在而绚丽多彩。对于石雕艺术来说，作品中对于民族风格的展现，不但是作品在这个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中国艺术家的责任和使命。具体来说，在素材上，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灵感，比如一些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等，适当地对其加以变形和整合，使之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在创作上，主动运用传统特色技艺和表现方法，如因色取俏、因材施艺、依势造型等；在情感表达上，体现出中国古典美学中如意与境谐、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等审美追求，同时，我们也应当使石雕创作和当前的社会发展相结合，使作品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艺术民族化的本质是艺术家的一种“独立思考”，即不被流行的星空体育、时尚的主流文化左右，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创作价值，明白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和表达。比如近年来旅游业发达，一些景区内出售制作粗糙的工艺品，虽然其形式和内容与民族性有关，但是却不是真正的民族性。其次是民族化的追求不是简单的挪用和牵强的拼贴，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与借鉴。作品既强调工艺，又体现较高的艺术品位，既有民族文化的内涵，又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化的体现。

　　中国的雕刻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它的丰富多彩，如石雕、木雕、砖雕、泥塑等不同材质表现出来的雕刻艺术，在我国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实用性和装饰性，并在不同的领域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雕刻艺术按用途划分有建筑雕刻、宗教雕刻以及观赏、陈设性雕刻等；按工艺划分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和圆雕等。作为雕刻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石雕艺术，在我国民间石雕工艺渊源久远，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

　　石雕是以青石、沙石、花岗石、大理石等为材料的雕刻艺术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出现有石雕作品，如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像，还有出土的商代大理石石虎、石鸟。迄今为止河北石家庄出土的一对西汉裸体石人是我国最早的大型石雕。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由于佛教艺术的盛行，而使宗教石雕得到较快的发展，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莫高窟的石雕造像代表了这个时期石雕艺术的巅峰水平。东汉武氏祠前有一对石狮子，是我国陵墓石狮最古老的作品，形态逼真，鬣毛清晰可见。著名的西汉霍去病陵墓石雕群是汉代石雕的代表作。这些石雕不追求自然形体的逼真摹写，而是重视结构形式的韵律，力图通过动物的跃动瞬间以及内在结构来表现动物旺盛的生命力，达到形神兼备、静中欲动的艺术效果。霍去病墓石雕以高度概括的雕刻手法而不同凡响，其独特、雄浑、沉厚、简洁的艺术风格，反映了汉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相对集中于历代石窟造像与陵墓石雕作品中。保存至今的六朝、唐、宋时期的石窟造像与陵墓石雕为数众多，为我们探求石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宋、元以后，石雕艺术向世俗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民间石雕、工艺石雕、建筑石雕逐渐成为石雕艺术的主流。明清时期石雕艺术除广泛用于建筑石雕以外，小型佛像、陈设小品、印纽等观赏性作品极为流行，石雕题材形式多样，技艺精湛，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

　　1．吉祥图案。“吉祥”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先秦战国时期的《庄子》一书。书中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语，自古就是福寿喜庆的祝吉之词，也是国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依照世俗的观念，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加官晋爵、子孙满堂、富贵永年。因此，吉祥的内容是多福、添子、增寿。还有如“吉庆有余”“龙凤呈祥”“天官赐福”“麒麟献瑞”“松鹤延年”“麟凤吉祥”“一路连科”“狮子绣球”“封侯挂印”“太师少师”“天马行空”“福”“寿”等，都是人们祈盼吉祥的重要内容。

　　2．戏曲人物、古代英雄、神话传说以及日常生活，如“渔樵耕读”“杨家将”等。

　　3．避邪纳福的吉祥物与祥瑞的动物。如狮子、麒麟、凤凰、大象、鹿、仙鹤、蝙蝠及十二生肖等。

　　近代民间石雕广泛运用于建筑的诸多部位上，如民间建筑的梁枋、廊心墙、台基、栏杆、门狮、柱础、门枕石以及桥梁、石牌坊、石碑、镇庄兽、拴马桩以及陵墓雕刻等。其中典型的民间石雕，如石牌坊、石狮子、拴马桩、门枕石、石桥、柱础等，都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特色。

　　民间工艺是民间艺术中的一枝奇葩，而民间石雕运用在建筑装饰中，尤其是用于明清时期的建筑石雕装饰，因其有逐渐消失的趋势而更显弥足珍贵。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一的石牌坊。牌楼即牌坊，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建筑形式。牌坊直接渊源于汉唐时期的里坊门、其形制与古老的衡门、乌头门和棂星门有关。明朝中期，坊门的结构渐趋繁杂，形制也越来越高大，逐步演变成牌坊。牌坊以“一间两柱”为基本形式，即竖立的两柱间横接一至两根额枋，上下两根额枋之间镶牌或透雕的花板；柱要深埋，还要箍“夹杆石”以求稳定。大型的牌坊可横向展开成“三间四柱”“五间六柱”等。牌坊的形制相当自由，甚至可以使用一般民间建筑禁忌的斗拱，屋顶由斗拱承托形成楼檐。牌坊的斗拱、额枋、夹杆石和屋顶都是重点装饰的部位。如：位于广西钟山县玉坡村的“荣恩石牌坊”古建筑，是广西有名的最具地方特色的古建筑之一。该牌坊位于该村廖氏宗祠前，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该村进士廖世德为纪念其祖所建。牌坊占地10.30平方米，四柱、三间、五楼、庑殿顶，宽6.18米，进深1.66米，通高7.32米，通体青石建造，牌坊满布圆雕、高浮雕和低浮雕。用料宏大厚实，石柱立在石基座上，柱前后均设抱鼓石，起护杆作用，其中，中柱正面抱鼓石上镂雕石狮，明间正楼庑殿正脊两端饰有反尾上翘鱼鸱吻，正中为保护陆顶，四斗拱间为透雕花窗，横枋下正中石匾竖刻楷书“恩荣”二字。花抬枋及枋间的石板为高浮雕和透雕镂空的“双龙戏珠”“双狮戏球”“麟吐玉书”“丹凤朝阳”“八仙贺寿”“鱼跃龙门”等十多组玲珑剔透、寓意深刻的题材。在表现手法上不同的建筑部位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起护栏作用的抱鼓石的两侧用的是线刻的表现手法，起到了整体而不破环原有牌坊的柱式结构。而花抬枋及枋间的石板则应用了高浮雕且近似于圆雕的表现方法，突出了牌坊最主要而显著的位置的“双龙戏珠”和“双狮戏球”。而四斗拱间采用了低浮雕的表现手法，以丰富牌坊的内容，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主题的作用。整个牌坊从正面到背面的雕工精致细腻，刀法娴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2000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二的石狮子。传说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从此狮子被逐渐神话，人们认为它能避邪护法，而成为佛法威力的象征。狮子又被称为“百兽之王”，人们认为它可镇百兽。由于东汉开始，历代帝王陵墓石兽中均沿用石狮子护陵，用以避邪镇墓。狮子还常成为菩萨的坐骑和寺庙的建筑装饰。古代官制三公、三孤之首名太师、少师，官位显赫。大狮、小狮谐音太师、少师。“太狮少狮”图案比喻为高官厚禄、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多见于民间建筑门饰雕刻。狮子的形象被融入中国文化中，成为最具民族特色和民间色彩的典型艺术形象，深受百姓的喜爱。传说雄狮与雌狮在一起嬉戏，狮子的毛会缠在一起滚为球，球内会生出小狮子。“狮子滚绣球”“太狮少狮”图案寓意祛灾祈福、子孙繁盛、财源滚滚。广泛用于石牌坊、桥梁、望柱、建筑小品、门枕石、拴马桩等雕刻上。如：石龙桥位于广西钟山县石龙镇镇府门前，横跨于石龙河南北两岸，始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建于光绪年间，全长40米，宽5.2米，高12米，正拱跨度14米，副拱跨度7米，整座桥全用青石拱建而成，未用丁点灰浆联结，充分显示出我国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和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石龙桥桥堍两端各置石狮子一对，两石狮怒目圆瞪，虎虎生威，桥面两侧石栏、望柱、华盖内侧饰满浮雕图案，望柱外侧分别阴刻着“龙蟠东水”“石锁珠江”八个雄健的横幅大字，两石栏上分别雕刻有“双龙戏珠”“双凤朝阳”“八仙贺寿”“沣矶访贤”“三顾茅庐”“巧借东风”“西湖借伞”“十八相送”等神话传说和戏文掌故。这些图案在技法上都应用了浅浮雕和线刻的表现手法，刻工细腻、形象生动，使大桥溢彩流金、熠熠生辉，不但体现出清代浮雕艺术的精湛，也体现了清代戏曲艺术的兴盛，说明清代文化艺术之繁荣。石龙桥是一座融建筑、雕刻、造型、戏曲艺术于一体的古石桥，在建筑及雕刻上都有较高的造诣，为广西古石桥中所罕见。2000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三的拴马桩。明末至近代农村的石雕工艺品。在农村宅院用来拴马、牛等牲口的一种石雕桩。流行于陕西渭南地区，陇东、山西、广西一些地区也有类似作品。拴马桩的材料多为青灰石、黑青石。石桩分为桩头、桩颈、桩根三部分，其重点在桩头圆雕。雕刻题材丰富，有人物、动物、神话故事人物等，其中以石猴、人与动物等造型居多。多应用圆雕、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对石桩各部位进行装饰。圆雕造型浑厚、稚拙、粗犷，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趣。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四的门枕石。也叫抱鼓石或门墩，是一种石材做成的极具结构功能和艺术欣赏价值的建筑构件，位于大门的门轴下。主要功能为承托大门起转动门轴的作用。门枕石突出门外的部分称为门鼓石、门墩，是装饰的重点。做成圆形的称为圆门鼓，做成方形的称为方门鼓。门墩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三个方面。门墩上的“狮子绣球”“五福捧寿”“九世（狮）同居”“白猿偷桃”“三羊开泰”“刘海戏金蟾”“麟吐玉书”“岁寒三友”“暗八仙”等图案，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由于封建礼教及权势的规矩制度，使得应用在建筑上的装饰图案纹样也有官位等级的差别。官位等级高的门墩图案丰富且雕工精致，官位等级低的门墩图案极少甚至没有，就一简单的方柱或圆柱门墩。门墩上的图形大多采用低浮雕或线刻，极少用透雕。浮雕栩栩如生，给人很强的视觉效果；透雕更是剔透玲珑，令人叫绝。我国各地民居的门枕石类型繁多，风格迥异。如：唐介祠位于广西省全州县凤凰乡翠西石冲村内，唐介，现广西兴安县高尚乡江东村人，宋仁宗时为御史里行。在宋一代，其后人有八九人中进士，人丁繁衍，由于家族兴旺人多，其中一支迁至全州。为纪念先人，而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兴建了这座唐介祠，该祠砖瓦木结构，有天井厢房，分上下两座。大门两侧分别立两个抱鼓石，鼓石上蹲踞着两个小狮，整个抱鼓石包括鼓、鼓石，小狮子应用了高浮雕与低浮雕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雕刻精致，不失为一件极好的石雕艺术品。该祠保护得相当完好。

　　中国的雕刻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它的丰富多彩，如石雕、木雕、砖雕、泥塑等不同材质表现出来的雕刻艺术，在我国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实用性和装饰性，并在不同的领域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雕刻艺术按用途划分有建筑雕刻、宗教雕刻以及观赏、陈设性雕刻等；按工艺划分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和圆雕等。作为雕刻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石雕艺术，在我国民间石雕工艺渊源久远，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

　　石雕是以青石、沙石、花岗石、大理石等为材料的雕刻艺术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出现有石雕作品，如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像，还有出土的商代大理石石虎、石鸟。迄今为止河北石家庄出土的一对西汉裸体石人是我国最早的大型石雕。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由于佛教艺术的盛行，而使宗教石雕得到较快的发展，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莫高窟的石雕造像代表了这个时期石雕艺术的巅峰水平。东汉武氏祠前有一对石狮子，是我国陵墓石狮最古老的作品，形态逼真，鬣毛清晰可见。著名的西汉霍去病陵墓石雕群是汉代石雕的代表作。这些石雕不追求自然形体的逼真摹写，而是重视结构形式的韵律，力图通过动物的跃动瞬间以及内在结构来表现动物旺盛的生命力，达到形神兼备、静中欲动的艺术效果。霍去病墓石雕以高度概括的雕刻手法而不同凡响，其独特、雄浑、沉厚、简洁的艺术风格，反映了汉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相对集中于历代石窟造像与陵墓石雕作品中。保存至今的六朝、唐、宋时期的石窟造像与陵墓石雕为数众多，为我们探求石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宋、元以后，石雕艺术向世俗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民间石雕、工艺石雕、建筑石雕逐渐成为石雕艺术的主流。明清时期石雕艺术除广泛用于建筑石雕以外，小型佛像、陈设小品、印纽等观赏性作品极为流行，石雕题材形式多样，技艺精湛，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

　　1．吉祥图案。“吉祥”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先秦战国时期的《庄子》一书。书中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语，自古就是福寿喜庆的祝吉之词，也是国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依照世俗的观念，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加官晋爵、子孙满堂、富贵永年。因此，吉祥的内容是多福、添子、增寿。还有如“吉庆有余”“龙凤呈祥”“天官赐福”“麒麟献瑞”“松鹤延年”“麟凤吉祥”“一路连科”“狮子绣球”“封侯挂印”“太师少师”“天马行空”“福”“寿”等，都是人们祈盼吉祥的重要内容。

　　2．戏曲人物、古代英雄、神话传说以及日常生活，如“渔樵耕读”“杨家将”等。

　　3．避邪纳福的吉祥物与祥瑞的动物。如狮子、麒麟、凤凰、大象、鹿、仙鹤、蝙蝠及十二生肖等。

　　近代民间石雕广泛运用于建筑的诸多部位上，如民间建筑的梁枋、廊心墙、台基、栏杆、门狮、柱础、门枕石以及桥梁、石牌坊、石碑、镇庄兽、拴马桩以及陵墓雕刻等。其中典型的民间石雕，如石牌坊、石狮子、拴马桩、门枕石、石桥、柱础等，都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特色。

　　民间工艺是民间艺术中的一枝奇葩，而民间石雕运用在建筑装饰中，尤其是用于明清时期的建筑石雕装饰，因其有逐渐消失的趋势而更显弥足珍贵。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一的石牌坊。牌楼即牌坊，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建筑形式。牌坊直接渊源于汉唐时期的里坊门、其形制与古老的衡门、乌头门和棂星门有关。明朝中期，坊门的结构渐趋繁杂，形制也越来越高大，逐步演变成牌坊。牌坊以“一间两柱”为基本形式，即竖立的两柱间横接一至两根额枋，上下两根额枋之间镶牌或透雕的花板；柱要深埋，还要箍“夹杆石”以求稳定。大型的牌坊可横向展开成“三间四柱”“五间六柱”等。牌坊的形制相当自由，甚至可以使用一般民间建筑禁忌的斗拱，屋顶由斗拱承托形成楼檐。牌坊的斗拱、额枋、夹杆石和屋顶都是重点装饰的部位。如：位于广西钟山县玉坡村的“荣恩石牌坊”古建筑，是广西有名的最具地方特色的古建筑之一。该牌坊位于该村廖氏宗祠前，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该村进士廖世德为纪念其祖所建。牌坊占地10.30平方米，四柱、三间、五楼、庑殿顶，宽6.18米，进深1.66米，通高7.32米，通体青石建造，牌坊满布圆雕、高浮雕和低浮雕。用料宏大厚实，石柱立在石基座上，柱前后均设抱鼓石，起护杆作用，其中，中柱正面抱鼓石上镂雕石狮，明间正楼庑殿正脊两端饰有反尾上翘鱼鸱吻，正中为保护陆顶，四斗拱间为透雕花窗，横枋下正中石匾竖刻楷书“恩荣”二字。花抬枋及枋间的石板为高浮雕和透雕镂空的“双龙戏珠”“双狮戏球”“麟吐玉书”“丹凤朝阳”“八仙贺寿”“鱼跃龙门”等十多组玲珑剔透、寓意深刻的题材。在表现手法上不同的建筑部位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起护栏作用的抱鼓石的两侧用的是线刻的表现手法，起到了整体而不破环原有牌坊的柱式结构。而花抬枋及枋间的石板则应用了高浮雕且近似于圆雕的表现方法，突出了牌坊最主要而显著的位置的“双龙戏珠”和“双狮戏球”。而四斗拱间采用了低浮雕的表现手法，以丰富牌坊的内容，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主题的作用。整个牌坊从正面到背面的雕工精致细腻，刀法娴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2000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二的石狮子。传说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从此狮子被逐渐神话，人们认为它能避邪护法，而成为佛法威力的象征。狮子又被称为“百兽之王”，人们认为它可镇百兽。由于东汉开始，历代帝王陵墓石兽中均沿用石狮子护陵，用以避邪镇墓。狮子还常成为菩萨的坐骑和寺庙的建筑装饰。古代官制三公、三孤之首名太师、少师，官位显赫。大狮、小狮谐音太师、少师。“太狮少狮”图案比喻为高官厚禄、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多见于民间建筑门饰雕刻。狮子的形象被融入中国文化中，成为最具民族特色和民间色彩的典型艺术形象，深受百姓的喜爱。传说雄狮与雌狮在一起嬉戏，狮子的毛会缠在一起滚为球，球内会生出小狮子。“狮子滚绣球”“太狮少狮”图案寓意祛灾祈福、子孙繁盛、财源滚滚。广泛用于石牌坊、桥梁、望柱、建筑小品、门枕石、拴马桩等雕刻上。如：石龙桥位于广西钟山县石龙镇镇府门前，横跨于石龙河南北两岸，始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建于光绪年间，全长40米，宽5.2米，高12米，正拱跨度14米，副拱跨度7米，整座桥全用青石拱建而成，未用丁点灰浆联结，充分显示出我国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和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石龙桥桥堍两端各置石狮子一对，两石狮怒目圆瞪，虎虎生威，桥面两侧石栏、望柱、华盖内侧饰满浮雕图案，望柱外侧分别阴刻着“龙蟠东水”“石锁珠江”八个雄健的横幅大字，两石栏上分别雕刻有“双龙戏珠”“双凤朝阳”“八仙贺寿”“沣矶访贤”“三顾茅庐”“巧借东风”“西湖借伞”“十八相送”等神话传说和戏文掌故。这些图案在技法上都应用了浅浮雕和线刻的表现手法，刻工细腻、形象生动，使大桥溢彩流金、熠熠生辉，不但体现出清代浮雕艺术的精湛，也体现了清代戏曲艺术的兴盛，说明清代文化艺术之繁荣。石龙桥是一座融建筑、雕刻、造型、戏曲艺术于一体的古石桥，在建筑及雕刻上都有较高的造诣，为广西古石桥中所罕见。2000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三的拴马桩。明末至近代农村的石雕工艺品。在农村宅院用来拴马、牛等牲口的一种石雕桩。流行于陕西渭南地区，陇东、山西、广西一些地区也有类似作品。拴马桩的材料多为青灰石、黑青石。石桩分为桩头、桩颈、桩根三部分，其重点在桩头圆雕。雕刻题材丰富，有人物、动物、神话故事人物等，其中以石猴、人与动物等造型居多。多应用圆雕、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对石桩各部位进行装饰。圆雕造型浑厚、稚拙、粗犷，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趣。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四的门枕石。也叫抱鼓石或门墩，是一种石材做成的极具结构功能和艺术欣赏价值的建筑构件，位于大门的门轴下。主要功能为承托大门起转动门轴的作用。门枕石突出门外的部分称为门鼓石、门墩，是装饰的重点。做成圆形的称为圆门鼓，做成方形的称为方门鼓。门墩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三个方面。门墩上的“狮子绣球”“五福捧寿”“九世（狮）同居”“白猿偷桃”“三羊开泰”“刘海戏金蟾”“麟吐玉书”“岁寒三友”“暗八仙”等图案，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由于封建礼教及权势的规矩制度，使得应用在建筑上的装饰图案纹样也有官位等级的差别。官位等级高的门墩图案丰富且雕工精致，官位等级低的门墩图案极少甚至没有，就一简单的方柱或圆柱门墩。门墩上的图形大多采用低浮雕或线刻，极少用透雕。浮雕栩栩如生，给人很强的视觉效果；透雕更是剔透玲珑，令人叫绝。我国各地民居的门枕石类型繁多，风格迥异。如：唐介祠位于广西省全州县凤凰乡翠西石冲村内，唐介，现广西兴安县高尚乡江东村人，宋仁宗时为御史里行。在宋一代，其后人有八九人中进士，人丁繁衍，由于家族兴旺人多，其中一支迁至全州。为纪念先人，而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兴建了这座唐介祠，该祠砖瓦木结构，有天井厢房，分上下两座。大门两侧分别立两个抱鼓石，鼓石上蹲踞着两个小狮，整个抱鼓石包括鼓、鼓石，小狮子应用了高浮雕与低浮雕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雕刻精致，不失为一件极好的石雕艺术品。该祠保护得相当完好。

　　中国的雕刻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它的丰富多彩，如石雕、木雕、砖雕、泥塑等不同材质表现出来的雕刻艺术，在我国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实用性和装饰性，并在不同的领域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雕刻艺术按用途划分有建筑雕刻、宗教雕刻以及观赏、陈设性雕刻等；按工艺划分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和圆雕等。作为雕刻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石雕艺术，在我国民间石雕工艺渊源久远，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

　　石雕是以青石、沙石、花岗石、大理石等为材料的雕刻艺术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出现有石雕作品，如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像，还有出土的商代大理石石虎、石鸟。迄今为止河北石家庄出土的一对西汉裸体石人是我国最早的大型石雕。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由于佛教艺术的盛行，而使宗教石雕得到较快的发展，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莫高窟的石雕造像代表了这个时期石雕艺术的巅峰水平。东汉武氏祠前有一对石狮子，是我国陵墓石狮最古老的作品，形态逼真，鬣毛清晰可见。著名的西汉霍去病陵墓石雕群是汉代石雕的代表作。这些石雕不追求自然形体的逼真摹写，而是重视结构形式的韵律，力图通过动物的跃动瞬间以及内在结构来表现动物旺盛的生命力，达到形神兼备、静中欲动的艺术效果。霍去病墓石雕以高度概括的雕刻手法而不同凡响，其独特、雄浑、沉厚、简洁的艺术风格，反映了汉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相对集中于历代石窟造像与陵墓石雕作品中。保存至今的六朝、唐、宋时期的石窟造像与陵墓石雕为数众多，为我们探求石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宋、元以后，石雕艺术向世俗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民间石雕、工艺石雕、建筑石雕逐渐成为石雕艺术的主流。明清时期石雕艺术除广泛用于建筑石雕以外，小型佛像、陈设小品、印纽等观赏性作品极为流行，石雕题材形式多样，技艺精湛，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

　　1．吉祥图案。“吉祥”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先秦战国时期的《庄子》一书。书中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语，自古就是福寿喜庆的祝吉之词，也是国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依照世俗的观念，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加官晋爵、子孙满堂、富贵永年。因此，吉祥的内容是多福、添子、增寿。还有如“吉庆有余”“龙凤呈祥”“天官赐福”“麒麟献瑞”“松鹤延年”“麟凤吉祥”“一路连科”“狮子绣球”“封侯挂印”“太师少师”“天马行空”“福”“寿”等，都是人们祈盼吉祥的重要内容。

　　2．戏曲人物、古代英雄、神话传说以及日常生活，如“渔樵耕读”“杨家将”等。

　　3．避邪纳福的吉祥物与祥瑞的动物。如狮子、麒麟、凤凰、大象、鹿、仙鹤、蝙蝠及十二生肖等。

　　近代民间石雕广泛运用于建筑的诸多部位上，如民间建筑的梁枋、廊心墙、台基、栏杆、门狮、柱础、门枕石以及桥梁、石牌坊、石碑、镇庄兽、拴马桩以及陵墓雕刻等。其中典型的民间石雕，如石牌坊、石狮子、拴马桩、门枕石、石桥、柱础等，都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特色。

　　民间工艺是民间艺术中的一枝奇葩，而民间石雕运用在建筑装饰中，尤其是用于明清时期的建筑石雕装饰，因其有逐渐消失的趋势而更显弥足珍贵。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一的石牌坊。牌楼即牌坊，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建筑形式。牌坊直接渊源于汉唐时期的里坊门、其形制与古老的衡门、乌头门和棂星门有关。明朝中期，坊门的结构渐趋繁杂，形制也越来越高大，逐步演变成牌坊。牌坊以“一间两柱”为基本形式，即竖立的两柱间横接一至两根额枋，上下两根额枋之间镶牌或透雕的花板；柱要深埋，还要箍“夹杆石”以求稳定。大型的牌坊可横向展开成“三间四柱”“五间六柱”等。牌坊的形制相当自由，甚至可以使用一般民间建筑禁忌的斗拱，屋顶由斗拱承托形成楼檐。牌坊的斗拱、额枋、夹杆石和屋顶都是重点装饰的部位。如：位于广西钟山县玉坡村的“荣恩石牌坊”古建筑，是广西有名的最具地方特色的古建筑之一。该牌坊位于该村廖氏宗祠前，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该村进士廖世德为纪念其祖所建。牌坊占地10.30平方米，四柱、三间、五楼、庑殿顶，宽6.18米，进深1.66米，通高7.32米，通体青石建造，牌坊满布圆雕、高浮雕和低浮雕。用料宏大厚实，石柱立在石基座上，柱前后均设抱鼓石，起护杆作用，其中，中柱正面抱鼓石上镂雕石狮，明间正楼庑殿正脊两端饰有反尾上翘鱼鸱吻，正中为保护陆顶，四斗拱间为透雕花窗，横枋下正中石匾竖刻楷书“恩荣”二字。花抬枋及枋间的石板为高浮雕和透雕镂空的“双龙戏珠”“双狮戏球”“麟吐玉书”“丹凤朝阳”“八仙贺寿”“鱼跃龙门”等十多组玲珑剔透、寓意深刻的题材。在表现手法上不同的建筑部位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起护栏作用的抱鼓石的两侧用的是线刻的表现手法，起到了整体而不破环原有牌坊的柱式结构。而花抬枋及枋间的石板则应用了高浮雕且近似于圆雕的表现方法，突出了牌坊最主要而显著的位置的“双龙戏珠”和“双狮戏球”。而四斗拱间采用了低浮雕的表现手法，以丰富牌坊的内容，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主题的作用。整个牌坊从正面到背面的雕工精致细腻，刀法娴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2000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二的石狮子。传说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从此狮子被逐渐神话，人们认为它能避邪护法，而成为佛法威力的象征。狮子又被称为“百兽之王”，人们认为它可镇百兽。由于东汉开始，历代帝王陵墓石兽中均沿用石狮子护陵，用以避邪镇墓。狮子还常成为菩萨的坐骑和寺庙的建筑装饰。古代官制三公、三孤之首名太师、少师，官位显赫。大狮、小狮谐音太师、少师。“太狮少狮”图案比喻为高官厚禄、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多见于民间建筑门饰雕刻。狮子的形象被融入中国文化中，成为最具民族特色和民间色彩的典型艺术形象，深受百姓的喜爱。传说雄狮与雌狮在一起嬉戏，狮子的毛会缠在一起滚为球，球内会生出小狮子。“狮子滚绣球”“太狮少狮”图案寓意祛灾祈福、子孙繁盛、财源滚滚。广泛用于石牌坊、桥梁、望柱、建筑小品、门枕石、拴马桩等雕刻上。如：石龙桥位于广西钟山县石龙镇镇府门前，横跨于石龙河南北两岸，始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建于光绪年间，全长40米，宽5.2米，高12米，正拱跨度14米，副拱跨度7米，整座桥全用青石拱建而成，未用丁点灰浆联结，充分显示出我国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和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石龙桥桥堍两端各置石狮子一对，两石狮怒目圆瞪，虎虎生威，桥面两侧石栏、望柱、华盖内侧饰满浮雕图案，望柱外侧分别阴刻着“龙蟠东水”。

　　“石锁珠江”八个雄健的横幅大字，两石栏上分别雕刻有“双龙戏珠”“双凤朝阳”“八仙贺寿”“沣矶访贤”“三顾茅庐”“巧借东风”“西湖借伞”“十八相送”等神话传说和戏文掌故。这些图案在技法上都应用了浅浮雕和线刻的表现手法，刻工细腻、形象生动，使大桥溢彩流金、熠熠生辉，不但体现出清代浮雕艺术的精湛，也体现了清代戏曲艺术的兴盛，说明清代文化艺术之繁荣。石龙桥是一座融建筑、雕刻、造型、戏曲艺术于一体的古石桥，在建筑及雕刻上都有较高的造诣，为广西古石桥中所罕见。2000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务员之家: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三的拴马桩。明末至近代农村的石雕工艺品。在农村宅院用来拴马、牛等牲口的一种石雕桩。流行于陕西渭南地区，陇东、山西、广西一些地区也有类似作品。拴马桩的材料多为青灰石、黑青石。石桩分为桩头、桩颈、桩根三部分，其重点在桩头圆雕。雕刻题材丰富，有人物、动物、神话故事人物等，其中以石猴、人与动物等造型居多。多应用圆雕、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对石桩各部位进行装饰。圆雕造型浑厚、稚拙、粗犷，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趣。

　　运用于建筑中的民间石雕艺术之四的门枕石。也叫抱鼓石或门墩，是一种石材做成的极具结构功能和艺术欣赏价值的建筑构件，位于大门的门轴下。主要功能为承托大门起转动门轴的作用。门枕石突出门外的部分称为门鼓石、门墩，是装饰的重点。做成圆形的称为圆门鼓，做成方形的称为方门鼓。门墩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三个方面。门墩上的“狮子绣球”“五福捧寿”“九世（狮）同居”“白猿偷桃”“三羊开泰”“刘海戏金蟾”“麟吐玉书”“岁寒三友”“暗八仙”等图案，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由于封建礼教及权势的规矩制度，使得应用在建筑上的装饰图案纹样也有官位等级的差别。官位等级高的门墩图案丰富且雕工精致，官位等级低的门墩图案极少甚至没有，就一简单的方柱或圆柱门墩。门墩上的图形大多采用低浮雕或线刻，极少用透雕。浮雕栩栩如生，给人很强的视觉效果；透雕更是剔透玲珑，令人叫绝。我国各地民居的门枕石类型繁多，风格迥异。如：唐介祠位于广西省全州县凤凰乡翠西石冲村内，唐介，现广西兴安县高尚乡江东村人，宋仁宗时为御史里行。在宋一代，其后人有八九人中进士，人丁繁衍，由于家族兴旺人多，其中一支迁至全州。为纪念先人，而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兴建了这座唐介祠，该祠砖瓦木结构，有天井厢房，分上下两座。大门两侧分别立两个抱鼓石，鼓石上蹲踞着两个小狮，整个抱鼓石包括鼓、鼓石，小狮子应用了高浮雕与低浮雕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雕刻精致，不失为一件极好的石雕艺术品。该祠保护得相当完好。

　　符号是一种复杂的概念，对于符号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人们在认知的过程中，象征一定意义的文字或者图形及图像、声音的组合，还可以是一种思想及文化。简言之，符号就是能够表达或者预示某一事物的标志。

　　民间艺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的文化精髓，利用客观存在的事物对一些抽象的概念或者精神一直进行传达，能够调动人们的联想，可以说是特定事物蕴含的抽象意义。而民间艺术能够成为符号，是因为它是所有符号系统的主样式，比如色彩、造型、图案等均是在物理领域中存在的主要形式，此外还有与其紧密联系的抽象内容，比如民间艺术内涵。因此，民间艺术符号与符号的“所指”、“能指”属性是一项的。宁夏自古以来是我国东西交通的要道，孕育出古老悠久的艺术文明。宁夏主要民间艺术符号主要有剪纸、雕刻、泥塑等。这些特殊的艺术符号代表了宁夏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及文化遗存，在环境设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宁夏民间剪纸具有自由透视的造型特点，在环境设计中应用其这一特点可以呈现出一种清新的视觉语言，促进环境设计回归自然，这种应用打破了传统环境设计中“近大远小”的规律，会让人们在视觉上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在环境设计中引进剪纸自由透视造型设计理念的手段主要有两种：①在空间内外关系的表现上，宁夏民间剪纸能够透过一种物体看到另一种物体；②在前后关系的表现上，宁夏民间剪纸利用视点围绕手法，能够描绘出物象的所有侧面。宁夏民间剪纸具有虚实结合的特点，在环境设计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设计，虚实互动，促进信息能量传递的效率。在环境设计中不仅要看到“实形”，还要看到“虚形”，促进阴阳的相互依存，实现阴阳互补。在环境设计中合理应用民间剪纸的阴阳观可以为其环境设计师带来新的设计思路，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设计效果。

　　在现代的环境设计中，城市的广场的绿地及居住等地区环境设计中都运用石雕艺术进行，随着现在技术的不断进步与艺术的不断发展，雕刻艺术也随着人们审美的不断提高而发生变化，因此，在运用宁夏雕刻艺术这一民间艺术元素的时候要注意与相关联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审美要求，另外也能发挥出雕刻艺术独特的魅力。

　　宁夏的寺中很多地方设计采用了传统的石雕工艺，这种石雕工艺能够赋予建筑的纹样与色彩生气和活力，让建筑更加具备质感与美感。其中，在寺的石雕中砖雕工艺、木雕工艺、石膏雕花的工艺以及琉璃工艺最具特色。①宁夏砖雕工艺是寺装饰的重要元素，因为具有户外的耐久性而被大量的使用。砖雕一般在宁夏的的建筑中多用于脊饰和影壁墙的装饰，主要的构成材料就是青砖及异型砖，一般通过烧制人后打磨再落样最后雕刻等复杂的工序完成。②宁夏寺的木雕的装饰一般用于寺内的廊柱及顶棚等部位。木雕具有工艺图案强的特点，因此可以做高浮雕也可以做透雕等各种不同的效果，可以以平面的形状凸显也可以以低浮雕的形式表现。③石膏雕花也是宁夏寺的特有元素。石膏雕花主要有石膏组花和镂空石膏花及石膏花带等三种类型。根据大小不同及形态的不同可以用在不同的环境中。④琉璃花雕本来是汉族的传统的手工艺术，后来被教建筑进行借鉴并进行发扬光大，广泛地应用于寺的顶部及墙面和檐部。琉璃花雕具有耐久性和釉面光滑的优点，因此能够表达出色彩自然的光感。宁夏的四旗梁子的拱北，建筑的封顶等全部都是采用的琉璃的艺术，主要的色彩一绿、青及蓝为主要，给人一种庄严神圣的环境氛围，在地域环境设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石雕艺术在园林设计中的运用主要是采用山石与水景及花卉等相组合的方式，石雕发挥着重要的指导及连接的作用。园林石雕艺术能够将优美的自然环境更好的表达出来，一般石雕在园林环境设计中侧重于装饰性，有些石雕艺术品会结合植物进行装饰。因此，在进行环境设计时，要注意选用石雕的体积要合适，石雕产品的色泽及纹理是园林环境设计中要首先注意的，只有恰当的运用石雕产品，在园林环境设计中才能增加层次感，起到更好的衬托作用。街道花园及人行步道的石雕作品，要求不仅仅具有美化城市环境的功能，还要具有完善城市功能的作用，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够将城市的品味进行提升，形成新的具有现代气息的环境设计概念。石雕艺术在广场设计中一般是表达纪念的主体，纪念一些与城市有关的人物等等。一般而言，石雕的设计规模比较大，所以在环境设计中石雕要根据广场的不同性质及规模来进行艺术处理，以便表达出广场的实用性和特色。

　　运用民间艺术在造物处理上对于现代环境艺术重要的启发意义，通过宁夏民间瑰宝剪纸、雕刻造型符号在环境艺术中的对策研究，能够让人们利用相应的媒介语言去感悟它所蕴含的意境与情感及其重要性。

　　徽州风景秀丽，在湖光山色红花绿柳中隐藏的徽州古建筑大都是人工造化与自然山水景致的契合。这些古建筑充分考虑到自然因素的影响，选址布局因地制宜，建筑建造力求与自然环境完美结合。皖南古建筑大部分都依山附水，充分考虑到建筑的需要、人的需要、自然本身的需要，地域美景为徽州雕刻提供了无尽的天然素材。徽州的商人活动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繁荣于明清。［1］徽商虽富，但受传统建筑形式与文化的制约，其建筑不可能与官邸的恢弘威严相提并论，于是徽商将注意力转移到内部的装饰雕刻上，从而形成了素雅清新、繁复精美的徽州雕刻。徽州文化以儒家理论作为准则。传统思想的作用，让当地人坚信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能够抵御外族的侵扰。徽州居民分布，一般以家族成员或者有一定血缘关系的同姓同族的人聚居在一起，当地居民很忌讳杂姓混合居住。他们把同一村落的各族宗祠、村民居住的地域按一定条件划分。在建筑的格局与形式上，也或多或少受到封建制度、宗教制度的禁锢。在徽州，随便走到哪都可见门上、墙上、房梁雕刻着一些题额、图案和楹联。大部分都是勉励莘莘学子积极进取、勤学守德的真实写照，还有一部分是教导后人谦恭避祸、安身立命、退身养性的，其中虽夹杂带着诸多实用功利色彩，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意识，但是有些名言警句说得很在理，让我们看到了徽州人高雅的文化素养。这些题额、图案和楹联成为皖南地域文化的又一道风景线和审美特征。理学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儒贵商贱，农本商末”是当时人们固有的价值观，所以徽商们为了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就在建筑雕刻上做文章，改变商人“市侩”的形象，他们不忘自己先前的儒士身份，要求子孙以取得功名为理想发奋苦读。所以徽州雕刻中常出现渔樵耕读、二十四孝、琴棋书画、文房四宝等儒学方面的题材。经济的繁荣和外来周边文化的冲击，使得徽州雕刻技术得以更好地发展。在历史上，元以后，徽州经济迅速崛起，手工技艺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人才辈出。雕刻工艺尤甚，雕刻工艺迎来了时展的高潮。然而徽州雕刻在明代初年，由于风格上比较粗犷，大多为平面浮雕的手法，没有多大创新。但在明中后期，由于徽商财富的雄厚，喜欢收藏的徽商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徽州雕刻艺术才逐步变得更加细致，尤其是木雕最为出色，以多层透雕镂空雕刻为主，逐步取代明代初期比较粗犷的雕法成为雕刻主流，并一直发扬光大。

　　徽州雕刻具有与众不同的风格是由于其坚实的文化背景为奠基。从艺术的起源来看，徽州雕刻属于民间艺术，早期徽州土地出产的粮食不够食用，民间艺术家把徽州雕刻作为一种谋生辅助手段，以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忠孝礼义”是儒学的精髓，在徽州雕刻中注重“忠孝礼义”，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重新审视、发掘和传播其积极价值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儒学中积极的思想内涵。［2］徽州雕刻是徽州古建筑最重要的装饰品。由于程朱理学坚实的基础，从艺术原始的角度上来看，徽州雕刻应该属于民间艺术。徽州雕刻最为特殊的一点就是它的雅俗共赏，它不像古典音乐，看起来离我们那么的遥远，它的魅力在于题材贴近生活，无论是文人雅士、高官富商还是平民百姓都能从中获得乐趣、提高审美观。由于徽商有资本享受生活、主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适宜的湿润气候、还有丰富的原材料，使得徽州雕刻能够蓬勃发展。徽州雕刻在艺术上画面注重张力、构图饱满、图像抽象、雍容华丽，焕发出健康向上的气息，表现了徽州人的美好生活。从艺术角度看，徽州雕刻中木雕的影响最为深远，也最受欢迎。徽州木雕主要散布于徽州地区古建筑的祠堂、门窗、各种日常用品上，其木雕作品反映了徽州人深厚的文化思想。徽州木雕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作用在整体建筑结构上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观者在欣赏木雕时不难发现创作者对儒家思想的认知和了解。徽州木雕内容广泛，活泼生动，艺术感染魅力极大，数百年来，木雕造型语言臻于纯熟星空体育，雕刻技术得到很好的评价。木雕在安装上，两边并不对称，但要调整两边使之对称产生平衡感，否则会有不协调的感觉。“欲严谨取对称，要轻巧保均衡”是最为明智的作法，也给徽州人带来美的艺术感受，更使观众心灵受到震撼。徽州木雕的雕刻技法是全面而多元的，走南闯北的经历让徽商的思想日趋开放，新颖构造与完善的技术手法被不断引进民居建筑中。徽州木雕以工艺精湛、造型纯熟著称，它兼顾了美观与实用，既给人以艺术的熏陶，又有利于建筑的百年大计。以古名居窗扇为例，大面积采用镂空花雕，同时注重光源与空气流通。徽州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一般采用纹理清晰、材质柔软、价格昂贵且不容易腐烂的材料如松树、紫檀、樟木、柏木、银杏、沉香、红木等，这些木材雕画是徽文化的一段辉煌的历史，描绘的是徽州人一段难忘的故事。作者工匠大多是普通人，记载的是他们周围的事物，不夸张、不做作。有的作品欣赏过后则终身难忘，这主要是因为地方特色和时代感的结合，也是徽州木雕的魅力所在。轻削重刻，削木如泥，捉刀如神，形象生动活泼，一切显得那样自然，一切却是那样艺术，木雕的历史价值是不朽的。

　　徽州地区至今完好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在这些古建筑中有许多精美的砖雕，它们主要运用在建筑的门楼、窗户、墙面、屋脊、屋檐、屋顶、牌坊等，使得古建筑物变得更加庄重典雅、立体效果更加强烈。砖雕俗称“硬花活”，是中国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建筑装饰雕饰形式。徽州的砖雕起源于宋代，至明代，随着商业贸易流通的兴盛，地域之间文化传播的频繁，以及徽商和晋商之间贸易交往的流通，安徽的徽州地区和寿春地区出现了山西一带的先进砖雕工艺。寿春地区受楚文化的影响，砖雕工艺有着楚域风格，有些槽形砖、大方砖均雕有精美的纹饰。而徽州地区徽商充盈的财力加上徽州多出能工巧匠，使得徽州的砖雕艺术精湛隽永、自成风格，并日臻成熟，登峰造极。砖雕的使用是建筑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既有一定的艺术观赏性，又具有挡住雨水下落、避免门上和墙体上雨水渗透潮湿从而影响到建筑物整体美观的实用功能。砖雕重点部位是在注重各题材内容的合理布局，情节、图案的主次分明，强调视觉的整体效果。砖雕制作的花窗不仅可以让院主透过窗户欣赏美好的风景，也起着很好的装饰作用，产生内外浑然一体的效果。砖雕在制作上第一道工序是创作初期选料和尺寸的大小也就是备料。第二道工序“磨面”，就是指用手工或借助机器的工具把之前雕刻粗糙的雕工磨圆。通常这道工序是由助手来完成的。第三道工序是修整，在画面上偶尔也会遇到砖内的沙子引起雕面残损的情况，修整就是必要程序，最后是安装。徽州砖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给人带来一种朴实华丽的感觉，非常符合当代的审美要求。明代早期的砖雕，由于受到秦汉的影响，画面简单粗犷，人物形象少没有变化，画面较单调。到了清代，徽商为了对外界显示自己生活的美好，相互攀比，砖雕的雕刻显得更加细致庄重，形成了砖雕的艺术风格。现在在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能见到剔透玲珑的砖雕艺术，会让人切身感受到砖雕的艺术之美，由衷敬佩那些民间艺术家精湛的技艺和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石雕在徽州地区很常见，主要在寺宅、牌坊、建筑门口，是浮雕与圆雕结合的一种艺术。

　　发展至明清时期，石雕多用于牌坊、龙柱、门窗、门楣、勾栏等。在雕刻上远远不能与木、砖雕相依并论，主要是因为石头坚硬不细腻无法细雕。由于地域文化习俗不同，在石雕选材上有着特别的不同，闽人自古就有着对蛇的崇拜习俗，蛇的形象来源于龙，故惠安人对龙的感情深厚。龙便成为人们喜欢雕刻的对象，广泛应用于石雕装饰中。除此之外，在选材方面惠安石雕也有与徽州石雕的相似之处，惠安的石雕也常以“梅、兰、竹、莲、松”等象征“吉祥、长寿、富贵”之意。从唐至明初，惠安的石雕艺术风格特点是质朴粗犷，人物造型端庄凝重，线条刚直简洁，尚遗留有明显的中原雕艺痕迹。从明代后期发展到清代，惠安石雕艺术改变了自古雕刻中的“形似”而追求“神似”的艺术境界，此时的艺术风格演变为形神兼备，并富有强烈的动感和气势，艺术特征则突出精巧细腻和神奇。这种风格的转变让惠安石雕门窗与徽州石雕门窗的艺术风格又多了一份相似。徽州石雕题材受到材料的限制，没有木雕与砖雕复杂和普及，除了牌坊看起来比较显眼，其他的石雕经常会被人们遗忘，但并不妨碍细心的观察者的观察。石雕的题材主要是用动植物形象来雕刻出的高浅浮雕，人物故事与山水的题材不多见。其中，狮子是石雕的典范。在各个建筑或者构建中都能应用到大大小小的石狮子，民居门口的门枕石能见到头圆脸阔、形象夸张有形，相比北方威猛的狮子，徽州的狮子显得秀气一点。明代前期到中期，风格上相对朴实，刀法繁琐，体积感弱，不能和当时的砖木相提并论。徽州石雕取材是一件石雕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一般根据内容而加以选择，如石料的大小、石料的纹理、避免采用破损或者裂纹的石料。石雕作品完成后，剩下的步骤就是安装，一些需要组合的构建在安装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同。不同的时代，制造工艺会有不同，也就造成安装工序的不同。徽州雕刻真可谓是徽州人民的艺术创造、智慧的结晶，研究它不仅对我们现代雕刻来讲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它的每一幅图画，更是一个历史的浓缩，能让我们对三大地方文化之一的徽学有更深刻的了解。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徽州雕刻艺术继承并发扬光大。

　　雷州石狗雕刻艺术最早出现在殷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隋唐五代，辉煌于宋元明清。雷州石狗雕刻艺术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是我国石雕艺术研究的“活化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雷州石狗雕刻艺术是我国石雕史上的一朵奇葩，曾被人们誉为“南方兵马俑”，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雷州石狗雕刻艺术的文化内涵大致有“祈福保平”“呈祥报喜”“守护神灵”“司仪宠物”等层面，下面笔者就对此予以较为详尽的解读。

　　早期的雷州半岛是蛮荒之地，以多雷著名。当时的雷州先民们为了生存，面对自然的威胁，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来保护自己，于是便产生了对图腾的崇拜。据史籍《雷祖志》记载，当时的雷州半岛是越族的俚人、傜人、僮人、獠人、苗人、黎人聚居之地，百越部族都有各自的崇拜图腾，造成俚人以“狸（野猫）”为图腾，傜人以“犬”为图腾的现象。雷州石狗雕刻艺术（如图1、2）起源于周朝。古代的雷州被称为“扬越之南”，先秦时期有一群“骆越”人在此居住。到了秦汉时期，又有一群名为“盘瓠蛮”的部落在此繁衍生息，他们崇拜狗图腾，雷州石狗雕刻艺术自然成了雷州精神的象征。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百越人杂居到雷州半岛，在特殊自然条件和多样民俗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图腾融合与演绎的过程。古越人、俚人、獠人对雷神的崇拜和傜人、僮人对狗图腾的崇拜逐渐形成了雷州百越族先民们的图腾认同，对石狗图腾的崇拜自然成为雷州文化的源起。这些石狗图腾崇拜以雷神、雷祖信仰为背景，并且受到汉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雷州半岛地方文化、民俗信仰的影响，最后发展成为具有雷州文化特色的石狗雕刻艺术。雷州石狗雕刻艺术的社会功能随时代变迁而演变，雷州先民们对石狗图腾形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需求，塑造的石雕形象也不尽相同。其中，石狗昂首咧嘴、含笑友善、司仪迎宾的形象，被人们称为“司仪神”。因此形成了雷州石狗雕刻从“图腾”到“呈祥灵物”到“守护神”“司仪神”的转变。这些石狗图腾形象的演变映射出雷州先民们的思想从对自然的认识到对自然改造的过程。雷州人把石狗雕塑作为自己的“守护神”，通常摆放在村头、巷口、祠堂、家门、河口、海岸、桥栏、墓前等地，建新房时习惯于把石狗嵌入墙里或者安置在家门口、屋檐上面，寓意着驱邪镇魔、保平安。雷州有的村庄把石狗置于村口两边，既是全村的守护神，又是喜迎八方宾客的司仪。尤其在农村，祭祀石狗的习俗仍然十分普遍，家家户户都将石狗安放在人们出入的必经之处，以祈求四季平安、风调雨顺、家里的孩子健康成长。雷州石狗雕刻艺术是我国汉、越文化融合的产物，不同时期的雷州石狗雕刻形象映射出人们不同的诉求。现存的雷州石狗雕塑形态各异，装饰纹样内涵丰富。有的手持铜钱，寓意招财功能；有的手持法网之绳，寓意主正义的功能（图3）；有的手持八卦阵，寓意降魔驱妖的功能（图4）；有的手持葫芦，寓意赐“福”的功能（图5）；有的怀抱小狗，寓意“送子”的功能（图6）。这些石雕蕴含着雷州人民对图腾不同功能的需求。在汉代以前，雷州石狗雕刻的造型主要以古朴粗犷为主，石狗的形象刻画融入了人的头部造型和狗的身体造型，这是对“盘瓠”崇拜的表现，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到了汉唐时期，雷州石狗雕刻的造型和装饰纹样丰富了许多。有的石狗怀抱小狗，有的石狗像狮子，有的石狗雕刻有乌蛇、云雷纹、万字纹等装饰纹样。从这些装饰纹样的变化中，映射出雷州石狗雕刻受到海上丝绸之路外来文化的影响。图3手持法绳的石狗图4手持八卦阵的石狗图5手持葫芦的石狗图6怀抱小狗的石狗宋、元、明时期，受到我国中原文化的影响，雷州石狗雕刻艺术风格具有显著的中原文化特征，如石狗雕刻的基座刻有“泰山石”“王”“石敢当”“刺石敢当”“王此大邦，克顺克比”等文字。从这些纹样中映射出中原文化的南迁，体现了雷州人民“镇魔驱邪”的宗教信仰以及与当时农耕渔猎思想的融合。石狗雕刻艺术文化内涵的发展演变充分体现了雷州人民民俗信仰、审美心理、审美需求的演进过程。

　　早在周朝时期，雷州半岛的自然条件、人们幼稚的思维和落后的生产力影响了雷州人民对石狗图腾形象的塑造。该时期的石狗雕刻艺术造型风格为粗放型，石狗雕刻的表现手法多以石头雏形为主，造型古朴、粗拙，轮廓多粗犷，造型上融合了狸猫的特征。该时期的石雕皆巧妙地运用了天然原石的外型，即“相石取形”，将圆雕、浮雕和线刻的简单技法综合运用，很好地抓住对象的神貌特征加以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石狗雕刻艺术在风格上与早期的石狗雕刻相比已有些细微的变化。雕刻风格具有以下特征：双下巴肥厚，脸部刻画成倒三角的造型，手法简约，嘴巴的造型呈弧形状态，看起来像青蛙的形象。整体看为写实手法，华丽精巧，因此仍然有着较强的装饰性。该时期雕刻艺术风格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思想，具有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

　　秦朝时期的雷州石狗雕刻风格以抽象为主。石狗雕刻注重写意及浑厚的表现风格，追求写真的同时又讲究写意的手法，在技法上把握整体效果，将浮雕与线刻有机结合。该时期的石狗雕刻艺术造型简练概括，以线条刻画石狗的造型和神态。石狗头部的造型为大头大脸，浑厚雄奇，在细节上略加刻画，雕刻的手法单纯且简练，装饰纹样以概括的手法为主，形神兼备。粗犷的线条所勾勒出的粗轮廓的形象表现出力量、运动以及形成的“气势”之美。雷州石雕艺术是吸收外来艺术，特别是接收中亚和西亚艺术加以融会贯通的结果，石雕技法气势雄浑。到了汉代时期，国力比较强大，工艺技术、艺术水平进一步提高。该时期的石狗雕刻艺术风格从造型上看主要分“S”形和“L”形两类，其中“S”形以站立式为主要的造型，“L”形有站立式也有卧式。石狗嘴部的造型通常采用具象的表现手法。从石狗的整体造型来看，具有狮子的明显特征。在塑造石狗的过程中，融合了雷州半岛劳动人民的想象，与真实的狗的形象有较大差距。从雕刻的技法上看，该时期的石狗在雕刻手法上增加了装饰图形，主要有圆雕、浮雕以及线、面、体相结合的手法，在重点部位采用细致的雕刻手法，如石狗的颌须、身体上的卷云纹样、火焰纹样等，其余的部位采用写意手法，突出其动态与神态，浑厚深沉，豪迈粗放，简练传神。部分的石狗雕刻有文字，内容大多是传达封建礼制文化思想内涵。秦汉时期石狗雕刻风格归纳为以下几点：1.整体造型上讲究化繁为简，注重写意的表现风格石狗雕刻的艺术形象为初显型。此类雕刻采用大刀阔斧和刀削式的处理手法来塑造石狗的外轮廓形象，其造型简练，概括石狗的基本形象以及石狗造型的体积与面的关系，石狗的头部形象以寥寥数笔阴刻线.风格追求写实又讲究写意，技法上采用圆雕、浮雕与线刻有机结合石狗雕刻的艺术形象为明确型。在造型确定的基础上，石狗的轮廓形态体现了石雕形象特点和姿态变化，其局部形态多以表现浅浮雕的形式凸起于表面，部分细节的刻画结合了阴线.石狗雕刻艺术形象刻画为深入型石狗雕刻的手法多用明晰流畅的轮廓线，形象清晰，肌肉和筋骨的结构变化表达到位，形体结实。形态起伏变化刻画得具体、深入，体积感强，整体面貌表现为写实，属于典型的圆雕雕刻手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狗雕刻艺术风格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加上佛教的广泛传播，风格表现为多元化的形态，从而使石狗雕刻艺术得以较快地发展。这一时期的石狗雕刻不局限于陵墓建筑方面，其他方面也有涉及。与东汉时期相比较，南朝石狗雕刻风格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从整体造型风格上看，南朝时期雕刻风格重写实，讲究“形似”，大部分以真实的石狗作为原型进行雕刻。第二，从石狗神态上看，以传神为主，但在身体的细节上有所不同。第三，从石狗身上的装饰纹样上看，南朝时期的石狗雕刻装饰性也是相当突出。第四，从石狗雕刻艺术的性别上看，出现了分化，南朝梁代的石狗雕刻已开始有雌雄之分，并雕有雄性生殖器。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盛行，此时的石狗雕刻多出现在寺庙中。造型丰富，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北朝时期的石狗雕刻以佛教元素的艺术形式表现，多出现在寺庙中。第二，石狗造型以写实的手法为主，改之以往的行走状态，呈现出昂首挺胸姿势。其前肢直立撑地，后肢弯曲，臀部贴于地面，逐渐从站立的姿势转向蹲的姿势。体量较小，形态由原来的消瘦型向圆实饱满型转变。脸部刻画以写实手法为主，毛发由下垂的风格演变为飘动的形态，身上的装饰由螺壳卷曲状演变为圆状旋卷形。石狗雕刻艺术的造型多为温顺型，动态活泼，富于变化，石狗的表情也逐渐失去了威严。第三，北朝石狗雕刻的造型以自然真实形象为主，体现石狗的神灵功能。这些装饰风格的演变，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由东南亚国家逐步向我国雷州半岛的延伸，具有外来佛教的艺术风格。

　　唐代国富民强，此时的石狗雕刻艺术风格得到了整体发展，石狗的雕刻艺术达到了顶峰。该时期的雕刻工艺精巧，造型总的来说倾向浑圆饱满，无论大小型的石雕，在质量上要求较高，小中见大，精巧且具有盛唐时期的雄风。石雕的整体造型较为准确，注意细节的刻画，做到细中见灵气，大中显神韵。大部分采用传统的圆雕手法，运用细线阴刻手法。装饰纹样多采用较短的阴线表现，具有明显的阴阳凹凸块面特征。石狗的形态丰满健壮，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唐代石狗雕刻艺术达到鼎盛时期，其造型分为陵墓石狗与佛教石狗两个类别。初唐时期，石狗雕刻艺术风格继承了南北朝以来的传统风格和雕刻的技法，此时的石雕还没有形成唐代时期独特的石雕风格。到了中唐时期，石狗的典型特征已逐渐形成。此时的石雕大部分呈现蹲踞式的造型姿势，从而彰显出石雕的宏伟气势。该时期的石雕头部造型较大，颈部的鬣毛呈现出卷螺状，在技法表现上比较成熟，注重强调细节的刻画。唐代晚期，石狗雕刻艺术逐渐转变为粗放型。石狗造型开始变得体态无力、线条松散，前腿后收，身子往前倾，渐失了盛唐时期的雄风。唐代时期的石狗雕刻艺术风格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社会功能上来看，石狗雕刻开始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分化，分为文相、武相及文武相结合等方面。第二，从整体形态上看，石狗形态体量较大，体型显得饱满，造型分为走动的姿势和蹲着的姿势。走动势态越来越少，随后逐步向静止站立的形态演变，造型上越来越饱满圆浑，开始注意身体造型比例关系。第三，从雕刻手法上看，石狗造型为写实圆雕的艺术手法，采用简洁的表现形式，强调石材的质感。头上、肩上以及身上纹样的装饰逐渐减少，局部和表面采用线刻和浮雕的手法，对细部特征做画龙点睛的处理。

　　到了宋代，石狗雕刻风格已逐渐消失唐代时期石狗昂扬霸气的形象，造型生动、神态温顺，体现出被驯化后野性的收敛，并逐步从陵墓守墓神兽向镇宅守护神兽转变，开始从官宦之家走入民间，呈现出世俗化的特征。雷州石狗雕刻形象发挥了镇守护卫的社会功能。宋代时期的石狗造型比起唐时具有写实性，体形大小接近于真实的狗，石狗头部的造型及头上的鬃毛接近实际的造型。其身体轮廓和四肢有些夸张，基本比例准确，结构严谨。该时期石狗的特点是从守护陵墓石狗向生活化和装饰化发展。这一时期除陵墓之外，衙门、祠堂、寺庙、住宅、村口、园林中也出现很多石狗雕刻。这一时期的石狗与唐代石狗相比，造型趋于写实，雕工精细，线条流畅，技艺纯熟，装饰意趣更加浓厚。如石狗身上雕有项圈、铃铛、绶带等装饰，基座装饰须弥座（又名“金刚座”“须弥坛”，源自印度，系安置佛、菩萨像的台座），装饰纹样丰富、亮丽。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这些装饰纹样绝不是审美和装饰的目的，而是和信仰有关，体现了雷州先民对石狗图腾的崇拜以及受外来佛教文化的影响。

　　元代时期石狗雕刻艺术风格注重意象，以形传神为主。头部大多没有毛发，大部分从后脑开始向下，有些呈现出披发状、螺髻状等，就像当时人们的发型一样。在雕刻石狗的背部时，改变了前朝时壮硕丰满的风格，突出骨骼的刻画，筋骨凸显，更有矫健力量之感。

　　到了明清时期，石狗总体形象看起来比较温顺。该时期的石狗雕刻风格形态丰富多变，装饰更加华丽。清朝时受西方文化影响，在装饰细节上表现细腻。部分石狗背上的装饰纹样是清代时期的长辫子，有的石狗雕刻着眼镜，还有的石狗胸前雕刻着领带等。这些装饰风格与当时明清时期人们的装饰风格相吻合，也是时代的烙印。明代石狗雕刻与民间建筑紧密结合，石狗身体挺拔，鼻坚挺、眉骨高挑，刻画线条简单，其构思精巧，刻画细腻，动感较强。在雕刻手法上多用圆雕、平雕。而清代石狗雕刻形式更趋多样，造型千姿百态，工艺上更精细，刀法娴熟，线条柔美。石狗的表情更加生动可爱，但是在神态上力度和饱满度却略逊于明代。该时期的石狗雕刻艺术广泛应用在祠堂、寺庙、衙门、民居、宅院、桥梁、村落、海边、田地等中。石狗的造型设计更加多元化，艺术风格为写意手法。特点有：第一，删繁就简，写其大意。第二，水晕墨章，写其笔意。第三，离形得似，写其意象。第四，抒发胸臆，写其意气。从艺术手法上看，这些艺术作品都是独特的创造，整体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

　　现代石狗雕刻风格基本是明清时期的延续，融合了外来文化。该时期的石狗雕刻工艺水平更为精湛，造型上大胆创新，吸取西方文化的艺术精华，将现代的审美元素与传统融合，采用生动夸张的线条表现石狗。综上所述，雷州石狗雕刻艺术风格多采用圆雕、浮雕、线刻等艺术方式来塑造其形象，由于受到海上丝绸之路外来文化的影响，雷州石狗具有新的文化内涵。雷州石狗雕刻艺术风格的演变，与海上丝绸之路外来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雷州当地的民俗与外来文化互相融合的产物。通过对雷州石狗雕刻艺术风格的演变解读了解到，各朝代的雷州石狗雕刻艺术与其文化内涵有着密切的关系。石狗雕刻艺术的装饰纹样与雷州人民的信仰文化、社会诉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此可见，雷州石狗雕刻艺术风格的演变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需求相适应，同时雷州石狗的寓意及功能也各不相同。

　　纵观千年来雷州石狗雕刻艺术的发展历程，它从图腾崇拜到民间守护神，再从官府走向民间，成为雷州人的守神灵，具有祈福辟邪、保平安的作用。雷州石狗雕刻经历了从“图腾”到“吉祥物”再到“保护神”等几个阶段的演变。雷州人民不仅赋予石狗雕塑形象辟邪作用，还赋予了雷州石狗守护神灵、祈福祥瑞、保平安的民俗文化内涵。这些都与社会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渊源有关。

　　［1］罗小燕.刍议雷州石狗雕刻的文化内涵［J］.美术，2021（4）：140-141.

　　［3］湛江市博物馆.雷州半岛石狗文化［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

　　［4］邓中云.雷州石狗艺术探微［J］.装饰，2004（3）：91-92.

　　［5］罗斯.雷州石狗雕刻造型探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1（2）：78-81，162.

　　［6］邓中云.雷州石狗造型艺术特色探析［J］.美术观察，2010（8）：114.

　　徽州地处皖南盆地中心，黄山以南，天目山以北，古代曾为山越人聚居地。秦代在黟县置郡名“歙州”，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因其年号改歙州为徽州[1]，徽州府下辖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6县。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势力兴起，为光耀门楣，“贾而好儒”的徽商们回乡后大兴土木，据《歙县志》载：“商人致富后，重返故里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2]徽商在建筑中融入了自己对住宅布局、内部装饰的巧思，创造出独特的徽派民居建筑。徽派民居将南方干栏式建筑和北方四合院相结合，形成了高脊飞檐、粉墙黛瓦、错落的马头墙和精美的砖木石雕的风格特征。歙县、休宁、祁门、黟县4县现隶属安徽省黄山市，婺源隶属江西省上饶市，绩溪隶属安徽省宣城市。截至2014年，除婺源、绩溪两县外，黄山市版图内的徽州区域，尚有地面历史文化遗存11000余处[3]。“有堂皆设井，无宅不雕花”。徽派民居注重内部装饰星空体育，徽州民间艺人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优势，以徽州地域的砖、木、石为材料，发展出“徽州三雕”的建筑装饰艺术[4]，其中砖雕多装饰在门楼、门罩部位；木雕多装饰在室内木构架和门窗部位，而石雕则装饰在门枕、柱础和牌坊等部位。“徽州三雕”受到新安画派和徽派版画的影响[5]，综合采用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和圆雕等多种雕刻技法，装饰题材则涵盖几何、植物、动物、人物故事、生产生活、佛道、忠孝节义、园林山水和吉祥器物等图案[6]，从而营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和富丽的生活气息。“徽州三雕”的装饰内容与形式受到明清时期徽州社会政治、宗法礼仪和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反映了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群体的生活形态和审美心理，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需要在当代进行保护、传承和发展。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建筑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在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世界的记忆”项目，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建筑遗产数字信息化保护[7]；1997年浙江大学的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敦煌艺术的数字化保护项目[8]；2003年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共同创立故宫文化资产数字研究所，并故宫VR作品《紫禁城·天子的宫殿》[9]；2012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用三维全景扫描仪制作出镰仓大佛的数字信息模型，并借助数字信息模型重建了毁于1498年的庇护大佛的主殿建筑[10]。本文选择徽派民居典型代表（程氏三宅）作为研究案例，应用激光三维扫描技术采集程氏三宅中建筑装饰的原始数据，对采集到的几何数据开展再设计和3D打印，探索当代徽派民居建筑装饰的数字化传承方式。

　　程氏三宅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原柏树街的6号、7号、28号（柏树街现为黄山市商业步行街），由于三幢徽派民居均为明代始建，建国后居民登记亦均为程姓，故统称为“程氏三宅”[11]。经考证，程氏三宅中的6号宅约建于明代中期（有明代天启元年程家堂兄弟之间的过户契约为证），7号宅与28号宅建于明代后期，其中28宅的后厅毁于火灾，于清代重建，程氏三宅完整保留了明代徽州民居的建筑形制，是徽派民居鼎盛时期的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