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记叙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二十年致力于丝绸之路考古，用探铲在中亚各国发出中国声音，构建中国考古学科的话语体系。王建新教授团队得到习的亲切接见。该书为陕西省2023年重大文化精品项目，被陕西省委宣传部列为2024年全省干部20本读本之一。

　　海未平，大学教师，博士，陕西省作协会员，西安市作协理事。主要从事跨文化管理、文化比较、文化地理、中亚历史文化等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学术功底扎实，属学者型作家。已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陕西日报》《西安日报》《西安晚报》《文化艺术报》《美文》《延河》《秦岭》等报刊发表散文百余篇。

　　1874年7月3日，安特生出生在瑞典中部一个小镇。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7岁时获取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1901年，当斯文·赫定因为发现和发掘楼兰古城而名扬欧洲之时，安特生却因为一次不成功的南极考察而情绪低落。1906年，他开始在自己的母校乌普萨拉大学担任教职。8年之后，年届不惑的他已经在地质学界略有声名。这年，他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需要聘请一位地质学家担任顾问，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负责人、我国地质事业奠基者、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极力举荐安特生，而当时的瑞典被中国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安特生的中国之旅得以成行。

　　安特生是从中亚进入中国的，他花去一个月时间对我国西部进行了考察。来华的第一年，安特生就不负众望，发现了张家口宣化龙烟铁矿，并受到袁世凯的接见和嘉奖。由此可见，安特生是非常敬业和专业的，他是一名称职甚至卓越的顾问和专家。但安特生的主要功绩并不在地质勘探，而在考古研究上。

　　1921年，热衷收集化石的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在北京周口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后来，其中的一枚被确认为古人类的牙齿，北京周口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同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现了仰韶遗址并进行了初步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仰韶遗址属于新石器文化，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这让安特生大惑不解，因为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安特生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发现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与沙俄土库曼的亚诺遗址和沙俄南部脱里泼留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有一点点相似，据此，他提出了“中华文化西来说”。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1923年5月，安特生组团前往青海和甘肃，试图在丝绸之路沿线寻找彩陶传入中国的证据链。他的第一站是青海，在青海，他发现和发掘了仰韶文化晚期的朱家寨遗址，不久又发现了青铜时期的卡约文化遗址。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安特生放弃了地质学研究，将主要精力倾注在中国史前考古之上。1924年3月某日，安特生在甘肃兰州的街市闲逛，突然看到一位烟草小贩用来盛放烟末的破旧的彩陶罐与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罐非常相似，询问之下，获知这个陶罐来自临洮一带，便马上率队前往临洮。结果，他在洮河河谷及附近地区发现了著名的马家窑遗址、齐家坪遗址、辛店遗址、半山遗址、寺洼遗址，此后又在青海民和县发现了马厂塬遗址，在河西走廊发现了沙井遗址。安特生发现的这些遗址对研究丝绸之路沿线甘青地区新石器时期、青铜时期、早期铁器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安特生还将这些遗址做了一个时段划分，不过后来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证明是错误的。1932年，安特生意识到“中国的彩陶质量高于西方”。1943年，安特生又承认仰韶彩陶跟西方无关，不过他也无法确定其起源。

　　1956年至1957年，河南陕县的庙底沟遗址被发掘。研究发现，庙底沟遗址（约公元前4005年至公元前2780年）是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类型。随后的几十年里，黄河流域发现和发掘的几千座仰韶文化遗址，绝大多数都是庙底沟类型。考古学家们推测，这一时期是该类型文化的大爆发，农业兴起，人口增长，人们以豫、陕、晋地区为中心，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张。经过长期研究，考古学家们断定仰韶文化彩陶为中国本土所产，马家窑文化受到仰韶文化的深刻影响：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青海、甘肃一带，融合当地工艺，最终形成了马家窑文化彩陶。考古资料也证明，仰韶文化彩陶并非安特生所说的由西向东传来，恰恰相反，是由中原向西北地区传播的。“中华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安特生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工作，虽然“别有所谋”，但建立了中国史前考古的新方向。现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的考古学家沿着丝绸之路开展新石器时期和青铜时期的考古工作，清晰地描绘出了河西走廊史前文化发展的脉络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而王建新他们在追寻大月氏时，在东天山做了大量工作，基本搞清楚了东天山与甘青地区之间的文化渊源，为复原新疆东部地区史前史作出了巨大贡献。

　　安特生被誉为“仰韶文化之父”，甚至被人誉为“中国现古学的开拓者”。然而，中国自己的文化溯源研究由一位西方考古学家开启，这不由得让人心生遗憾。

　　100余年来，西方考古学家一直独占丝绸之路中亚考古领域。他们中的多数，是在寻找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城堡遗址。

　　1923年，法国有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研究学者A.富歇就开始了对中亚南部一直到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周边地区的考古调查。1937年，他在帕尔万盆地贝格拉姆遗址发现了丝绸之路的货仓。贝格拉姆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迦毕试国的都城，它扼守中亚到南亚的交通咽喉，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关卡。当时的发掘者J.哈京无意之中打开了两间泥墙密封的仓库，发现里面装满了贵霜时代的宝藏：罗马的玻璃制品、青铜器和石膏模型，印度的象牙工艺品，以及中国的漆器。

　　1961年，著名的阿伊哈努姆遗址被发现，也是事出无意。当时的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在此处狩猎，发现一个农家院子里有石刻的雕像和一个希腊风格的柱头、坛座，就将此事告诉了法国考古调查队的施隆伯格。1965年，发掘正式开始，领队是法国人P.贝尔纳 ——考古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经常“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