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遵义南宋杨粲夫妻合葬墓发掘问世以后不久，因其精美的墓葬装饰石刻，进入了艺术史家的视野，其中的女墓主石刻、进贡者石刻和虎柱石刻，无不细腻地反映社会芸芸众生。收藏在贵州省博物馆内的“演乐图”、“备宴图”等石刻，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古代社会的生活。

　　今年是贵州省博物馆建馆62周年。不久前，酝酿已久的《征途——贵州省博物馆建成六十周年纪念专集》正式出版。“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书中《馆藏石刻》一章。

　　在馆藏文物中，石刻文物亦是我们珍藏的重要类别，虽然从至今的入藏量来看，与其他类别的文物相比，并不占优势，有近二百件，但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已在我们举办的许多展览中，各种研究中，体现了这部分文物不可或缺的价值。

　　在我们的石刻文物中，传世品很少，主要是经过六十年来，历次考古发掘，不断入藏的。具体内容是与墓葬相关的石上文字材料，指那些墓碑和埋入地下的墓志铭以及买地券等，还有就是装饰墓葬的各种物象石刻。这些石刻文物发现于我省的汉、宋、明、清这几个时期的墓葬中，其中饰墓石刻的发现主要集中在黔北地区。

　　对馆藏石刻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选择其中部分大致以时代先后之顺序，作如下评述：

　　金沙后山汉墓出土的石刻，共有七块，一块买地券及六块画像石，是1991年考古人员清理这处墓葬时所发现。买地券是刻在这座汉墓的封门石内侧壁上的，刻的是六个字“巨冢直二万五”，字体是隶书，这几个字是目前所见的，我省考古发现中较早的石上镌刻字迹。买地券是古代墓葬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随葬文字材料。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坟冢价值二万五，在这里的“直”与“值”的意思相通。在古代人们安葬死者，将买地券埋入地下的目的，意在让死者到了阴间也有一片栖身之地，而不被其他人侵扰。从探究古代贵州书法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是现知的最早的实物性材料之一。几块画像石，分别被命名为“双阙图”、“伏羲女娲神龙交尾图”、“人物图” “奏乐俑” “耍丸俑”、“镇墓兽”，这些画像石的表现题材，大都具有普遍性，如“伏羲女娲神龙交尾图”画像石（图1 “伏羲女娲神龙交尾图”画像石），这种题材的画像石在汉墓中常见出土，伏羲女娲是人所共知的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作为每每喜欢选择的，喜闻乐见的题材在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中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贵州出土的画像石数量甚少，但仍可看到这种题材偏好影响的存在。这块伏羲女娲题材的画像石，其构图与毗邻的滇、蜀及中原地区的同一题材画像石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再如“双阙图”画像石（图2 “双阙图”画像石），阙原为古代建筑中一种特殊的类型，对称的台楼，中有通道，建于宫殿或墓前，是体现封建礼仪的一种标志性兼装饰性建筑，对这种建筑的描写也屡屡出现于古代文人的词章诗赋中。它作为题材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看到的汉代画像砖石中。六块画像石，从制作上看都显得古朴、稚拙。这种构图和题材与其它地区所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有较多相同之处，自然反映出与外来文化的交融。这种装饰墓葬的画像石，迄今在贵州考古发现中少见。

　　雷公山残碑，是民国年间在贵州雷山地区发现两块碑刻残片（图3 雷公山残碑）。后来有人将又一块碑刻残片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残片上仅有两个字完整，另外三字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这些残碑上的字体非常奇异，不像汉字，也非苗文或其他的文字，碑刻的时代很难断定。细观这些刻字，笔法挺劲，与在云南出土的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和南朝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笔意有相似之处，或许是与两者时代接近的产物。

　　遵义南宋田通庵墓出土的一对圆雕石像，高28厘米（图4 顶棺奴石雕像）。五官雕凿精细，头上的发丝以线刻表现，双手搭在一屈一跪的双腿上，因用以承托田墓女室的棺床，雕像头顶被錾平，出土后被命名为“顶棺奴石雕像”。这是迄今为止，我省出土的罕见的精美石圆雕。

　　遵义南宋杨粲夫妻合葬墓女室石刻是馆藏石刻的精华，在此先将墓主杨粲代表的遵义杨氏家族稍作介绍，唐代末期，位于今天云南大理一带的南诏国，派兵攻陷了辖制现代贵州遵义大片地区的播州，唐帝国下诏募人进剿，太原人杨端应募平息播州兵祸星空体育。唐中央政府给予杨氏家族世领其地的殊遇，从此，杨氏家族盘踞播州，经历了二十九代，直至明朝万历时期杨应龙起兵反叛朝廷，在征剿大军连连取关夺隘的迅猛攻势下，他最后在海龙囤身死为终结，历时七百余载。杨粲，字文卿，是播州杨氏家族的第十三代。

　　杨粲墓自从发掘问世以后不久，便因为精美的墓葬装饰石刻，进入了艺术史家的视野。女室里的石刻装饰在发掘时，便运至贵州省博物馆编号存藏，其中重要的文物如“女墓主石刻”，在考古人员发掘之前头部已毁，仅存身体部分，是袖手端坐的样子，高104厘米、宽82.5厘米，原来是位于墓中女室后壁壁龛中央，这座雕像雕凿高度写实，女主人身着对衽宽领长衣，人物衣衫上衣纹折线的处理，已经衬托出这位女主人的体态丰腴，雍容端庄。

　　其二，“进贡者石刻”，从人物的形象上看，不像本土人士，而像异域人物，卷发，深目、高鼻，赤足，赤露上身，双手高举托有宝物的盘子，趋步向前，一个向上呈献贡品的姿势，由此让观者感到是在表现一个“进贡者”的形象（图6 杨粲墓进贡者石刻）。这座雕像原置于女主人像的左侧。

　　其三，女室出土的高浮雕虎柱，高129厘米、直径26厘米（图7 杨粲墓虎柱石刻）。原立于女室之中的武士像侧面，这件雕塑设计上十分巧妙，虎首龙身，盘绕在一根石柱上，这样将龙虎融合设计，似龙非龙，似虎非虎，好像把龙盘虎踞的寓意都涵盖了。这件虎柱制作精良，细微具体之处如须眉、口眼、足爪都刻琢得很精到。

　　另外还有“野鹿衔芝石刻”、“捧奁女官石刻”、四个“龙首石刻”。野鹿衔芝石刻原在女室南壁，横36厘米、纵30厘米（图8 杨粲墓野鹿衔芝石刻）。浅浮雕刻手法，在石刻方框内，有奔跑的野鹿，口衔芝草，构图简洁，线条流畅利落。“捧奁女官石刻”，雕凿的是站立的人物，高168厘米、宽67厘米，女官戴冠，手捧盛放梳妆用具的奁，把一个侍奉主人的侍者拘谨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图9 杨粲墓捧奁女官石刻）。至于四个“龙首石刻”，原本在墓中是女主人棺材石板下的垫棺石，起着将棺床腾空托起的作用（图10 杨粲墓龙首石刻）。四个龙头造型大致都是口微微张开，双目圆睁，作仰首状。这四个龙头是圆雕作品，看得出来是作者依据原石的自然形态，依势而雕，独具匠心的创作。

　　这些文物因早已脱离了墓葬建筑的本体，我们已看不到它们原本在墓中的排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作为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无论过去抑或将来，都以展览的方式，与一定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展示其个体的艺术性。杨粲墓刻饰，与我们所见到的宋代石刻，普遍、深刻、细腻地反映社会芸芸众生。在表现手法上，清晰可见深受宋代流风时尚的影响。由于大足石刻和杨粲墓石刻比较接近的地域位置与制作时间，自然而然地便会将两者纳入比照研究的范畴当中。大足石刻已经不完全囿于纯粹的佛教内容，把现实社会中的人和事纳入题材范畴。黔北杨粲墓雕刻与大足石刻相比较，在表现内容上虽然各自的取向有所不同，但是趋于世俗化。

　　墓中出土文物还有杨粲墓志铭残石和两块残碑。墓志铭能够看得到的是裂开的八块，上面的文字缺佚不少，其文意已经不可能衔接（图11 杨粲墓墓志铭残石）。

　　这块墓志刻于淳祐七年，即一二四七年，是南宋理宗赵昀在位的时期。刻字中有“管机密文字何大观书丹”，十个字，这个叫何大观的人是这块墓志的文字书写者，关于他，未见有更多的记载，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猜测得到的，既然能为贵为播州最高统治者的安抚使杨粲书写墓志铭星空体育，那么他必定是当时在书法方面得到大家认可的人物。墓志铭的文字是用楷书书写的，两块残碑，其中一块出自男室，可以看见上面有三行刻字，中间一行有篆书“赠武节”三个字，右行有楷书“太岁丁未淳佑”六个字，左行也是楷书“嗣孙武功……”等字，“赠武节”三个篆字是小篆，用阴刻的双线钩成。字写得笔画粗细均匀，圆转流畅，可惜这块碑残损太过，三个篆字上下的其它字已经无法得见，所以不能看到这块碑整体的篆书风貌了。左右两侧的楷书，其风格颇似杨粲墓志铭上的楷书。另一块残碑发现于女室之中，两端残去，仍然是三行刻字，左右两侧楷书分别为“嗣孙武功”、“太岁辛亥”，中间是三个小篆“有宋赠”（图12 杨粲墓女室残碑），这三个篆字，和“赠武节”三字一样，也是以阴刻的双线钩成。无论篆书和楷书的书法风格，均与男室发现的那块残碑颇为相似，笔者以为可能是出于同一人之手。

　　除了杨粲墓石刻以外，还有在黔北发现的宋代其它墓葬，如遵义赵家坝宋墓出土的“演乐图”、“备宴图”石刻，也是可圈可点之作。这两块浅浮雕与其它地区出土的类似佳品相比都毫不逊色。它们分别置于一座双室墓右室后间的左右壁上，浮雕浅到趋近线刻，前者表现台楼中的八位乐伎，挽高髻，穿宽袖衣和长摺群，衣袖飘洒，她们或执幡，或怀抱琵琶，或横吹竹笛，一幅演乐场景（图13 “演乐图”石刻）。后者刻划在堂前备宴的人们，有拿酒壶的，有捧杯盘的，有端着菜肴的，亦有在一旁恭立待命的（图14 “备宴图”石刻）。

　　由这两块浮雕，引发我们联想到原在龙门石窟，后流落至美国的“帝后礼佛图”石刻。两块分别以刻划北魏孝文帝与文昭皇后为中心的礼佛行进队伍浅浮雕。构图严谨，人物普遍着宽袍大袖星空体育，衣纹线条疏密有致，流畅自如，从对他们之间所处的位置及仪态的刻划上，分出主次关系，突破了有些雕刻或绘画，以增大形象来凸显主角的手法，把前后簇拥，和谐有序的行进队列和肃穆的气氛，以及人对佛的虔诚都表现得十分到位。两处石雕有不少的相似之处，都着重表现图面中的人物关系，在雕塑艺术中被称为“薄肉雕”的浅浮雕语言均得以充分地运用，以这种厚度相差极小的雕凿技巧把显得繁复的场景制作得丝毫不显纷乱，足见这两处雕刻作者的高超技艺。虽然反映的内容有异，但都从特定侧面反映了古代上层社会的生活。

　　馆藏的明代石上刻字如刻有“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 十一个篆字的志盖（图15 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志盖）。墓志铭于一九五五年在贵阳城西出土，他的镌刻时间是在正德年间。这块志盖上的篆字是徐节写的，徐节，字时中，贵阳人。他于成化八年（1472年）考中进士，任过知县，御史、云南左参政时，右副都御史和山西巡抚，因为为人刚正得罪权宦刘瑾，被免职，刘瑾被铲除后，他恢复原职，为官直至最后告老还乡。徐节的这十余个篆字比较多地用了方折之笔，并且在字的结构造型上，具有笔画向左右伸展的特点。他在当时是一位在书法上颇有影响的人物，“通篆、隶、行、草诸体……为乡邦楷范。”

　　《杨母胡太孺人墓志铭》志盖上的篆字，书写者是李时华（图16 杨母胡太孺人墓志铭志盖）。李时华，字芳麓，贵阳人。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成为举人。在他的为官生涯中任过御史，为人耿介，不畏权贵，敢于上书直言。（见《贵州通志·人物志》）在《杨母胡太孺人墓志铭》的志盖上，李时华书写了共十三个篆字“明故敕赠杨母胡太孺人墓志铭”。这个“胡太孺人”就是明末贵州最有名的大书画家杨龙友的祖母，这十三个篆字写得颇具特点，字的造型，不是给予观者一种端正凝练的感觉，而是显得优美娴熟，那书写笔画的线条畅美流动，倾斜弯曲，有一种柔美的姿态

　　关于馆藏的石刻文物我们选择了部分重点作了如上介绍。因为这部分文物主要是源于考古出土，反映的是贵州本土的情况，它们的价值是多重。碑刻、墓志这样的文字刻石，从内容来看，反映了贵州历史的方方面面，不少可作为研究贵州历史的原始材料，同时这些书刻的文字，有些又具有书法艺术学习及欣赏的意义，反映了古代贵州的书法成就，利于我们的相关研究。饰墓石刻既有研究墓葬建筑的价值，又展示了古代贵州的雕刻艺术成就，为我们认知古代贵州的美术成就，提供了实物材料。在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利用它们举办各种展览。向大众诠释我们的文化遗产。

　　未来无疑会有更多的石刻文物不断入藏我们贵州省博物馆，如同其他的文物一样，对它们的保护、研究、展示亦需我们不懈努力，对这部分石刻文物在保护前提下更大程度地利用，需要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多方式地进行思考，蓄势待发，努力进取。

　　（作者系贵州省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原业务副馆长，研究馆员。本文图片由贵州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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